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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板门店停战谈判
作者：刘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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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过了两天，当着“联合国军”在夏秋攻势中付出了伤亡15．7万余人的惨痛代价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谈判席上。
四、毛泽东运筹帷幄气定神闲，克拉克垂头沮丧签字停战
1951年10月25日，经过双方在战场上“炸弹、大炮和机关枪的激烈辩论”，谈判在中止了63天后，双方移至汶山与开城之间的板门店新址，继续和谈。这一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的日子。
谈判开始后，美国尽管不再提它的所谓“海空优势”了，但却仍然拒绝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开始时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后来反悔)。
这是因为，当时敌我双方各自控制着一部分战前属于对方的地段。中朝方占领了“三八线”西段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安翁津半岛，美韩方则控制了“三八线”东段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线。比较而言，美韩方所占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点，如果以“三八线”为界的话，从地形上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中朝在西线后撤后则易于攻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便表明美韩已经承认了自己是侵略者，现在要恢复到战前状态。
为了使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朝代表作出妥协，于11月7日提出了“在实际控制线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联合国军”方同意。
这样，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在随后的第三、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进展仍不顺利。谈判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谈判双方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然而，在毛泽东的悉心指导和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我方稳操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主动权。在“文斗”上，我方有理；在“武斗”上，我方不怕且有办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依托着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有力地支援着由李克农幕后指挥的谈判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武结合的默契配合，以及战场与谈判场的反复较量，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在第三、第五项议程上，达成了协议。
至此，停战谈判共5项协议中，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实际上，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早在1951年12月11日便已开始。但美方却借口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拒绝朝中方面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严全部遣返战俘”的提案。后来，朝中方曾两次提出折中方案，但均遭对方拒绝。因此，谈判的第四项议程一直悬而未决。
1952年7月13日，当第三、第五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联合国军”代表再次提出遣返方案。他们提出，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80％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32％。
7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斯大林和李克农，揭露了对方将朝中双方遣返战俘比例规定的如此悬殊，隐藏着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表示绝不接受这个方案，坚持战斗下去，以迫使敌人作出最后让步。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支持停战谈判，迫使敌人作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2年9月18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历时44天的时间里，以阵地战方式，向对方发起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一举歼敌2．5万余人，而我方伤亡1．05万人，敌我伤亡约2．5：1。
毛泽东对于这次自7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有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然而，就在志愿军进行战术反击尚未结束时， 1952年10月8日美国代表蛮横地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从10月14日起，为了扭转他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和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们在上甘岭地区对我军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对敌人进行了顽强抗击。
经过43天的激烈战斗和对地表阵地的反复争夺，从10月30日起我军开始发起反击作战，至11月25日止，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中便收复了全部失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伤亡1．15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战果。
上甘岭之战，成为美军“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美国新闻界评论)。此后，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这和美国“欧洲第一位”的全球战略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必须设法尽快脱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长期陷于僵局的战俘遣返问题上，开始有了松动迹象。
这年2月22日，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交换病伤战俘，试图恢复由他们单方面宣布、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认真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并与苏联、朝鲜和志愿军司令部等多方研究、商议后，于3月30日，要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移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26日，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举行。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与军事斗龟”这两手，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指导着这场复杂曲折、变幻莫测的停俄谈判工作。
早在4月中旬谈判恢复前，毛泽东便指示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军队方面只管打，不管谈。”果然，恢复后的谈判并不顺利，“联合国军”代表并不甘心就这样地全部接受朝中方面的建议，坚持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
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经毛泽东指示并批准，从5月13日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提前发起了攻势凶猛的夏季反击作战。但战斗仅仅进行了10余天，5月25日美国便被迫宣布：接受朝中方面“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的提案。
然而，美国的态度却遭到了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南朝鲜军将退出“联合国军”，并在必要时单方面作战。
毛泽东决定，再次“以打促谈”。因此，从5月27日起，人民志愿军发起了以“打南朝鲜军为主”的猛烈攻势，并一举取得了歼敌4．1万余人的战绩。
经过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反复多次的较量，美国和南朝鲜方面终于招架不住，逼迫李承晚于6月8日表示，接受“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提案。
这样，6月15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便全部达成了协议。16日，中朝军队发布命令：即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可就在这一天，李承晚出尔反尔，他复函美国政府，再次提出拒绝接受停战协议。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指示志愿军“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根据这一决策，中朝军队于7月13日21时起，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打击南朝鲜军队，并再次歼灭南朝鲜军7．8万余人，收复失地167平方公里。
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之后，南朝鲜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至此，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了。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打赢的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神态庄严、气定神闲，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毛泽东指出：“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我们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后，毛泽东郑重警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在共和国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领导着他的国家和人民，击败了所有的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验证和实践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