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年
作者：罗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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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思想极为活跃的一年。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设想。旨在繁荣我国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
一、建国初期的“向苏联学习”
建国后头几年，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是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有时甚至教条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很好的同志，战争中间担任军队的卫生部长，战争后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我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当时人们对苏联盲目崇拜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的“巴甫洛夫液”自然未能成为主宰中国医药界的神药，是因为实在过于荒谬。但是，在生物界，却完全是苏联的“米丘林学派”（实际上是李森科学派）一边倒，而摩尔根学派却一直受到排挤和压制。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以苏联的是非为是非，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例外。早在１９４９年，李森科的《论生物科学状况》，就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师生的必读文章。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位负责人，为了推行李森科的那一套理论，竟然停开了摩尔根遗传学，校内的摩尔根学派的教授被迫改教其他课程，有一位从事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教授，因为不同意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愤而离开学校，经香港去了美国。
虽然这位负责人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调离了农业大学，但摩尔根学派的处境并未有所改观。我国生物学界特别是遗传学领域的学者，不少人曾在欧美留过学，有的人甚至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学习和研究过，直接间接地成为摩尔根的弟子，这些人在１９５２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多受到了批判。此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基本被停止，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
对于这种状况，广大生物学者是很不满意的。１９５５年，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对李森科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这本书出版后，一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曾为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污蔑”。北京农业大学的６位教师，联名写信给出版社，认为该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纪念米丘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干预下，对胡先骕的“错误”进行了公开批判。
二、毛泽东提出要实行“双百”方针
应当说，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是反对全盘照抄苏联的做法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之后，毛泽东更是坚信不能盲目对待苏联的经验。在随后不久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还说，“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在这个报告中，不难看出他对学术研究领域跟着苏联的屁股走的做法很不满意。
怎样才能克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给文艺界和学术界提出的方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过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１９５０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发生了以京剧还是以地方戏为主的争论。１９５１年４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５月，促成了京剧与地方戏谁主谁次的问题顺利解决。
“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１９５３年８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核心是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虽然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但他强调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计划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作了这个讲话后，会议的主题自然发生了变化，就转而讨论讲话的内容。
４月２７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陆定一介绍了胡先骕的情况。在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毛泽东对胡的问题表示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接着讲到医药界的问题时说，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如果有人提出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说，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３０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
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提到《十五贯》时，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的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十五贯》写的是娄阿鼠偷走尤葫芦１５贯钱并将其杀死，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１５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新审理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也就成了中国戏曲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