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哀炳泉兄惨殁之所思
作者：戴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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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６９年秋，在所谓“预防苏修突然袭击”的号令下，中央在京各机关被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干部，纷纷被发配到外省、市闭塞农村的“五七干校”；我本人在内的家在京津沪这样“命脉城池”的“二劳改”政治犯们，更被押上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解到了山西古城曲沃、晋城、太原等地。不久，我在太原北端为太原钢铁公司修铁路抬钢轨，耳闻新华社许多“有问题”的人，也先后被押送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农村的“五七干校”，其中就有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却没有曾从事过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李炳泉兄。我暗自为炳泉兄庆幸，以为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已被驱散。
之所以这样以为，是因为“文革”风暴骤起，新华社内也屡屡传出一些令人痛心的惨讯，如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老延安）夫妇自杀，解放前为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不久为驻外记者的许复己夫妇自杀；特别是１９６８年，炳泉兄作为外事部主任挨斗时曾在台前陪斗的外事部主要助手丁德润也跳楼自杀了。现在，炳泉兄虽然在“专案组”的批斗审问中受了很多难言之害，但毕竟还坚定地呼吸着，而且又没让他到“五七干校”来受煎熬，想必他的问题已经搞清了。
很快，一个令人惊痛震顶的传闻袭来，我才顿悟为炳泉兄的庆幸竟是大错特错了——
那是１９７０年五一过后不久，听说炳泉兄已惨死于新华社大院宿舍４号楼的地下锅炉房，额头上还留着硬器重击的伤痕，血迹斑驳，左目半睁，右目虚闭，死未瞑目。这令人惊疑丛生：这是他苦痛难熬而自寻短见，还是狂徒们对他的残酷戕害？我如此生疑许久，后来则完全同意当时还留在新华社的一些好友的推断：在那暗无天日的境地中，不仅在新华社连连发生那样悲惨的事件，就连战功卓著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将军，都被狂徒们深纳暗井之中，那么炳泉兄惨殒于地下锅炉房，也就毫不为奇了。
二
现在很多人都已知道，１９３８年炳泉兄考入西南联大不久，即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１９４０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他被国民党列入准备大逮捕的黑名单。他奉地下党之命，先后疏散到云南罗平中学执教，又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担任过罗平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城区书记，还被选为复旦外文系系会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组织校友与同学，驱逐了罗平中学有特嫌的训育主任和以复旦职员身份为掩护的国民党特务，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复旦保护了思想左倾的洪深教授，进一步壮大了校内的民主进步力量。
１９４６年春，炳泉兄从复旦外文系毕业，经组织同意，随家人到北平以记者职业做掩护，并利用其兄在北平铁路局宿舍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经常与地下组织的同志聚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办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创刊，炳泉兄立即运用其堂兄李腾九在“华北剿总”联络处担任少将处长的关系，从《益世报》转到《平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接着他陆续安插了９位地下党的同志到该报工作，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彭真秘书等职务、彭真去世后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他和这些同志先后获得了大量的敌人军政重要情报，密报给我党我军。
１９４８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大野战部队围集于北平城下，炳泉兄又奉地下党之命，作为我地下党第一位代表，向逃战皆难的傅作义，畅述我党我军兵不血刃地保存北平古都的主张。其后，他几度历经艰险，巧妙地带领傅作义的代表隐秘出城，与我方代表谈判，并十分专注地听取和记录了林彪口述意见，经林彪审核无误后密封于衣缝内，再次秘密回城转达傅作义，为保护这座千年文化古都，做出了永垂史册的奉献。
解放后，第一部苏中合拍的大型彩色文献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就留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镜头：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身材魁伟、穿着一身蓝袍子的炳泉兄，把傅作义的代表、原《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介绍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第四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从此拉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序幕。１９５１年，这部影片获得当时中国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奖——斯大林文学艺术奖。李慎之兄在《怀念报人李炳泉》一文中说，李炳泉在这样一部影片中“露脸”，其无上光荣是今天的追星族们难以想像的。
三
就是这样有功于党和国家的炳泉兄，其为人又极其谦诚蔼善，一直对自己如此历史丰功都守口如瓶，好像他从未做出过值得本人与他人一记于怀的功德事。
１９５１年８月，我与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的几位同仁被调到新华总社军事组，准备去朝鲜战地。其时炳泉兄为总社国际部的苏联东欧组组长，两者的办公室，仅为当时只有两层的工字楼二楼东楼梯上口左右的两墙之隔，上下楼时常见面，我们也从未听说他竟是一位和平解放古城北平的功臣。１９５３年冬天，我从停战未几的朝鲜战地回国参加新华社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并将转赴奠边府决战在即的越南采访，临时参加国际部东方组党支部活动。炳泉兄时为国际部第一副主任，我俩不但常常见面，而且正是他领着我到工字楼二楼会客室，听取了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就我去越南抗法前线的正式谈话。接触如此繁多，不但我对他的历史仍然一无所闻，就是与他交往更密的国际部老人，也对此知之甚少，顶多听说过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已入党的同志而已。直到１９５６年“反胡风”运动后期，他在向党所写的自传中，才淡笔提及那段往事，而且这也只有涉及党的组织工作的个别同志，才得知他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出过力。这足证炳泉兄的为人品格，正如古书中“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那样的高尚。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谦恭逊洁、敦厚老诚的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横加“叛徒”“特务”等种种罪名，并置之于绝命，实为人寰惨乱至极！
１９７８年国庆节后，我重新踏入新华社大门旧业重操，才得知炳泉兄不但被残害致死，而且体骨无存。直接参与并执行对炳泉兄迫害的那个所谓“李炳泉专案组”的头头儿，不但“练达”地耍弄诈术蒙骗了对党忠心不二的炳泉兄，而且还在蛮横地拷问中，猛扇过他的耳光，全然一副凶恶相。
这种凶恶相，早在“审查”丁德润的时候就露骨地展示过了。
当时所谓“丁德润专案组”的打手们，逼迫丁德润“老实交代”其已故去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从事法官事务的一切详情。由于当时丁德润年少，一心上学苦读，几乎对此一无所知，而且由于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民主、自由、进步的人生追求越来越强烈。早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他在上海的一所新闻学校读书时就已加入了我们的地下党。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一解放，他就由党的地下组织推荐，进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朝鲜战争中，他又奉调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担任助理编辑，夜以继日地埋首苦干，寡言少语，编出过许多出色的稿件。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政治部为其立了三等功，他上台受过奖，新华社内部的《前进报》都大大表彰过。
这样一位好同志，实在很难对“专案组”的不通实情的诘问来个“竹筒倒豆子”。“专案组”的一个女组员立即冲上前去猛扇他的耳光，直把他的近视眼镜打落在地。高度近视的丁德润眼前一片迷茫，赶紧蹲腿弯腰，战战兢兢地满地摸找眼镜。此刻，“专案组”的两个男组员也就势冲了上去，与那个女组员一起对准仍在深深地弯着腰摸找眼镜的丁德润乱脚猛踢，直踢得这个老实巴交的人满地乱滚。似乎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最最最的“革命”者。最后丁德润只能弯曲着身子侧躺在地，断断续续地细声呻吟，批斗会只得中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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