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我在塘沽盐场的日子
作者：恒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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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经国家轻工业部批准，我奉调塘沽盐场；同时指示家眷也从北京迁往供职地点。到了塘沽，单位分配我家住在铁道北新开发一排平房工人新村。宿舍北面是一片沼泽，蓝天白云，碧波清澈，林木倒影，静谧寥廓，倒也赏心悦目。
我的几个在抗战时期参加过西安战干团的奉天农业大学同学，以及在东北局就相识的后来分别到粮食部、林业部、石油工业部的同事，只要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都一股脑儿地离开北京。有的去了新疆，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去了石家庄。我还不错，到了海滨城市，刚好老伴娘家在天津，彼此还能有个照应。
我的到来给盐场出了个难题。我在轻工业部设计司审察处，专门负责审察项目，如从德国引进的广州糖厂，从日本购买的图们江纸厂，海南岛莺歌海盐场，修建从南堡到汉沽的铁路等等。到这里工作，可谓大才小用，或是有才无用。盐场领导只好因人设岗，让我每天察看全场淡水排泄情况，保证盐池浓度。于是我便一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各分场查看桥梁、涵洞、闸门、排水渠道、泵站、入海口等，每日自作自息独来独往。
一日我骑车到渠埂，忽听到如同婴儿的啼哭声，下车见一只被弃于草中的黑色小狗崽。我行至近前弯腰细看，它一边“哼”着一边向我爬过来。我把它抱起来，它轻轻地闭上眼睛贴紧，好像找到归宿。于是我把这小狗崽，抱回家立刻成了全家的宠物。尤其孩子们如获至宝，把每天省下来的钱买羊骨头喂它。小狗越长越异乎寻常，全身像狐狸一样，毛呈金黄色，大家称为“黄黄”。黄黄早晨叨着书包送小女儿上学。一次在校外有几个小男孩，围着我女儿调笑：“哎哟，北京来的，挺帅呀！”一个孩子说完刚想动手，就听身后“噢”地一声，黄黄扑了上去，一群孩子都吓跑了。从此黄黄与小女儿形影不离，成了女儿的保护神。
时光如水平静流，到了第二年夏天，“文革”爆发，便波涛大兴了。１９６６年８月，全国风云突变，尤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破四旧，立四新》社论发展后，马路上到处拦人剪裤腿，剃阴阳头，遣送四类分子，殴打，辱骂，血，充目塞耳，让人心惊肉跳。我们刚搬到塘沽，与周围邻里不熟，很少往来，更无矛盾。但组织照顾，给我两套平房（比工人多一倍），家里书多，字画多，还有几个大胆瓶，其陈设和气度在工人新村中显得很是“鹤立鸡群”。晚上，上初中的三儿子对我说：“爸，我们同学说咱们家四旧多，要来帮助破，我们今去永制碱厂一家破四旧，把他妈高根鞋抄出来，还让他妈挂在脖子上。咱们家有没有，我不愿意让他们抄走。”我和老伴商量，咱们没有仇人用不着心神不定，先把画摘了，看看再说。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一帮红卫兵找上门来，气势汹汹，挽袖子要搬胆瓶。刚一动手，黄黄箭一样蹿上去，把这一帮人都震呆了。我爱人害怕，一边楼着黄黄，一边连声道：“我们一定把‘四旧’给红卫兵送去，一定……”黄黄吼着，狺狺不休，两只眼由白变红又变蓝，如冒火一样。这几个学生惊吓得脸色都变了，打头的也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劲儿说：“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便领人惶惶退了出去。
等我下班回家一听，马上觉得不妙，咬了红卫兵这还得了！立即让老伴收拾“四旧”上交，别等红卫兵再来。第二天一早我瞒着小女儿带着黄黄进了坨地，把它交给看盐码子的小伙子。我只当它懂人话，告诉它：“你别回家了，否则就没命了。我每天来看你。”
大街上随处可见被押着的“走资派”和这分子那分子，挂着五花八门的大牌子，游街示众。盐场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激化着陈年的矛盾，一场场批斗会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劈得更远了。虽然盐场无人生产，我仍像以往一样每日巡查；没人扒盐，出水口的浓度越来越高。每隔一天我去看看黄黄，总见它和几个小青年一起又蹦又跳，长得更高了，还学会追逐抛出去的沙袋。分别时它好像非得依它们那类动物的规矩不可，总让我亲一下脑袋才放我走。
一天盐场革委会头头找到我，让我到革命群众中去交代问题。我说：“我的历史早已清楚，５１年、５６年两次作结论，你们可以到轻工业部调查。”“轻工业部，早去过了，是朱康包庇你。现在朱康已经被揪出，我们要重新审察你的历史，从现在起停止你的工作，到小组劳动。”
我心里明白了。朱康司长，河北石家庄人，长我两岁，解放初期任天津地委副书记，与刘青山、张子善共事，“三反”期间刘、张以贪污罪经毛主席批准执行死刑。而朱康却近墨者赤，清廉自守，毫无瑕疵。１９５４年，朱康调入轻工业部，我们同住一院，每晚让我为他补习数学。他对知识对人才很尊重，反右期间，尽管设计司知识分子成堆，但无一人被打成右派。可现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老首长进了牛棚，我还不该劳动？
二分场十一组位于海河南岸，一排带伙房、宿舍、办公室、工具库的青坯泥房。２０几名工人大都是来自黄骅、静海两县的农民，虽然一天三顿粗粮、咸萝卜及少许青菜，但每月可拿四十几元工资，这与他们在家一天几角钱、两个工分相比，已是云泥之判了。工人们不知我是怎么回事，称我是北京来的，将里面铺位让给我，吃饭时让我给他们讲北京的掌故。有人对天坛的回音壁感兴趣，说：“修一座这样的墙，到我们村，晚上还能听到老婆打呼噜呢！”除了不能回家，每天便是劳动，参加小组学习，与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工人认为我是一个接受改造的“臭老九”。
到了１９６８年年底，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愈演愈烈，盐场的批斗也升级了。总场大批判组拉着场长尚保国、总工程师王美中到各小组批斗，也给我挂上“国民党大特务”纸箱大牌子。还有一个同事因为当过伪保长，便挂上“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批场长不顾工人死活，大热天取消午休，加班扒盐；毛主席最新指示下发后不让上街庆祝，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批总工崇洋媚外，进口设备，使工人没饭吃。批那位当年的“保长”，因此人平时爱占小便宜，吃别人的多，请别人少，又往家里偷盐，所以民愤大些，还挨了几个耳光。批我呢，大家不知说什么，只跟着喊口号，听我讲故事的几个青工还很不好意思。我们工作的十一组批完了，就到其他组批。因为没汽车，全体批斗队都骑自行车。一个队员带我，两旁各有一个骑车押解，其中一人还给我驮着大牌子，“浩浩荡荡”，那阵势实难描画。一个小组批半天，温度越来越高，一天居然有人问我：“东北公安部为什么要派你去日本？”我一听就愣住了，这是只有组织才知道的秘密！我和组织有过约定，永不提此事，泄漏出来不就是成心整人吗？主持人看我仍没有民愤，就鼓动说：“你们知道这个大特务，一月挣多少钱吗？……１５４，１５４啊！是我们工人的４倍，是我们的血汗啊！”这时，“打倒大特务”的口号才显得有力些。一个工人上台按我的头，我不大弯腰，他使劲按，我硬挺并大喊：“我不是特务！我是为党工作的！”他还要揪我耳朵，我又喊：“国民党监狱，小鬼子辣椒水，我都不在乎，你们几个小坯子，我怕？”突然传来“汪、汪”的狗叫声，是黄黄，黄黄来了！因为到各小组批斗，多日未见的黄黄，可能因我的喊声唤引而至。批斗场一阵骚乱，接着是一片惊恐，而后便是“打死它”、“打死它”的狂喊，听到棍棒的声音。我从台上要冲下去，在一旁的总工拉住我，低声道：“你不要命了？”接着听到黄黄哀嚎声，声音越来越小……完了，完了，我腿一软，磕到地上。我慢慢抬起头眼前雾蒙蒙的，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眼睛都莫名其妙地瞪出来，喷着怒火，张着大嘴，撕裂般地叫着……口号声如从遥远的天边飘来，我被推被拽的躯体好像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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