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张爱玲告别大陆之谜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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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之书”为何成了“坏作品”
这两部小说在香港发表以后，引起了大陆评论界的注意。与那时前后出版的同类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比起来，无论是作者的政治背景，还是作品反映的内容及主流倾向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当她的作品纳入大陆新的文学观念和评论框架的时候，人们便马上发现它的“异类”，忍受不了作品当中对于党的土改运动的负面揭示，于是给予严厉的批评。４０年代曾经在上海担任《万象》主编并发表过张爱玲小说的柯灵评论说：“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柯灵：《遥寄张爱玲》）。该观点通过对“真实性”的质疑来否定小说，影响巨大，代表了国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你看，作者竭力标榜“真实”，舆论却在这个根本点上说它“虚假”。差距如此之大。
这些评论引起张爱玲强烈的反响，她曾对美国诗人瑞菏抱怨说：“我得跟控制着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作，战争结束，我变成一个汉奸！到了香港，我想写我在中国新社会建立之后所见到的一些事，评论把它论成反共文学！这是恭维，我不能出声，或者，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那真是很痛苦，我没有美国梦，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王蕙玲：《她从海上来》）
在迷茫和困惑中，１９５４年秋，张爱玲寄了一本《秧歌》给远在美国的胡适，请她最崇拜的学者能够指点迷津，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过去评《海上花》说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适接读这本书后果然看得仔细，３个月后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穴小麻饼?雪吃起来夸嗤夸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
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１３１—１３２页写那条棉被，如１７５、１８９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１８９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１６０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２０５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７６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
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上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穴旧历元旦后一日?雪
（引自《张爱玲忆胡适之》，台北皇冠出版社１９７６年５月版）
张爱玲收到信后自然非常兴奋，于２月２０日给胡适写了回信，她在信中说：“收到您的信，真的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这是张、胡的第一次通信，在此以前他们并不认识。但张爱玲对胡适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早就佩服，尤其是经胡适点评推介的《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成为少女时的张爱玲倾心研读的启蒙作品，这对她以后形成的“红楼梦——张爱玲句式”的叙述语言风格影响极大。后来张爱玲到美国定居曾拜访过两次胡适，胡适也到张的寓所回访过。他们成为忘年交。
对于张爱玲和她的两部“异类”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的反应，国内外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基调。与国内长期以来封锁张爱玲的状况相比，海外的研究工作却很活跃。１９６１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而且用４１页的重要篇幅来评价她。在小说史的序言中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这本英文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史》８０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译成中文传入大陆后，使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并迅速走红，形成大陆第一次的“张爱玲热”。
持相同观点的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这部书中写道：“事实上，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她还是很难躲避要受到指责。这也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的那些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由此看来，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也在《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这篇文章里说：“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但淡淡的《秧歌》，却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龙应台同时认为，“《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挽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这些评论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与张爱玲以“红楼梦句式”娓娓叙述４０年代的上海滩城市旧家庭的传奇故事相比，《秧歌》和《赤地之恋》显然属于“异数”。无论是题材内容、语言风格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爱玲以前的小说是驾轻就熟之作，那么后者则是对全新的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的“用心思考”；前者她能够任意铺陈，把握安排人物的命运和走向，而后者只能是“真实”地记录故事的场景，却无力评判它们的社会取向。不曾想，这“用心”创作的两部小说，却使张爱玲的命运和创作生涯发生“腰斩”——４０年代与５０年代的张爱玲泾渭分明。对于４０年代的张氏小说好评如潮，推崇有加；而对５０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却讳莫冷落，甚至基本否定。评论很少谈及，出版时也把这两篇小说排斥在外。有学者指出：“张爱玲５０年代前后的创作不可分割。如果把她写旧时代市民和知识女性的作品追认为今天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前驱，将这部分文字与后来写新社会农民的血泪之书割裂开来，抬高前者，贬低后者，那就无异于将张爱玲关在由我们制造的狭笼里……”（复旦大学郜元宝：《重评张爱玲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