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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告别大陆之谜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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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上个世纪４０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人们对她的崇拜和痴迷，主要是来自这个时期她发表的言情小说；而对她５０年代以后的创作和经历却鲜为人知。尤其是正当她大红大紫的时候，随着上海的解放，她却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她告别大陆的前后发生了什么？
张爱玲为何离开上海
张爱玲，原名张瑛瑛，笔名梁京，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生于上海的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张佩纶是著名的清朝御吏，祖母则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之女。１９３９年张爱玲曾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欧洲战事就读于香港大学。１９４２年回到上海，２３岁时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一年后出版了包括１０部作品的小说集《传奇》，成为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１９４４年与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结婚。她发迹在上海，事业在上海，家庭在上海，然而上海解放后她却去了香港和美国。这是为什么？
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当时夏衍接管并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重新组织创办刊物报纸。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便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１９５０年３月至１９５１年２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张爱玲储存的仍然是旧故事。
１９５０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引自《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４卷）。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开始萌生了去意。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名字，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序言》）。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其实她早在１９４６年６月就和胡离了婚。《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都是张爱玲心中的隐忧，使她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张爱玲离沪前，独自住在黄河路卡尔登公寓。夏衍曾委托已到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１９５２年７月，３２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生涯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土改小说写了些什么
张爱玲到香港后，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英文翻译。在此期间，她除了完成用于谋生的工作任务，便想拿起她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笔。因为在苏北农村参加土改时的切身感受激励着她，新结识的“农村朋友笑声和眼泪”使她欲罢不能。于是她一口气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１９５４年７月和１０月在香港《今日世界》杂志刊登。
这两部反映土改题材的小说，是作者根据当时参加苏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见所闻创作的。她在“自序”中说：“《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道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在《秧歌》的“跋”里，作者又强调：“《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为了印证“真实”，张爱玲在小说里收集引用了当时的《解放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公开登载的共产党干部的“自我检讨”、天津的“饥民救济所”、华东的“饥荒状况”等材料。
这样，按照“真实”的原则，小说里即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如土改中的“过火”现象，干部的“腐败”行为等。如《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通过人物说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较前更贪婪，更有势力”。“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农民“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土改工作队长对农民的看法是：“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的。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伴随着土改，“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自危”。那些日子，广播喇叭里喊着：“抗拒坦白的顽固分子已经都枪毙了，大家赶快坦白！”
《秧歌》写到饥饿和贫穷。一个小女孩饿得直哭，她父亲（金根）柔声说；“你妈就要回来了，她带东西来给吃。”作品写道：“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金根现在分到田了。自从土改以后，当时家里人就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写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冈，因为饥饿偷偷去镇上买茶叶蛋，走到村口，突然发现“荒凉零乱的野地到处伸出了饥饿的眼睛，蛋壳搁哪儿都不合适”；一小孩无意中撞见顾冈躲在门后吃鸡蛋，顾冈“不得不把鸡蛋献出来”。《秧歌》还写了一个重要人物“王同志”，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说“我们失败了”。王同志积极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则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样强烈，但他又想在原则和人情两方面，在虚伪和真诚之间搞平衡。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
与这些描写相对应的，还有许多属于光明的场景。如《赤地之恋》开头，土改工作队进村坐在大车上激情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怀抱拯救农民贫穷的豪情开进“零乱荒芜”的原野。《秧歌》里还浓重而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的一场婚礼：人们让新娘子唱歌，“新娘子金花终于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过去，面对着墙”，唱了一首在“冬学班”上新学的《八路军进行曲》；在人们“再来一个”的喊声和掌声中，新娘子又唱起了“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一团欢乐热闹的景象。工作队问起老百姓收成怎么样，谭大娘高兴地说：“现在好呢！穷人翻身喽！现在跟从前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党来了，我们穷人受罪不知道到哪年啊！”作者补充道：“谭大娘把共产党与革命党有点搞不清楚，她一直称共产党为革命党，有时候甚至于称国民党。但是在她这年龄，这错误似乎情有可原。”作者在描绘这些场景和人物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新鲜和欣喜”之情，“张爱玲式”的笔触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