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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清华毕业生的死亡档案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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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人的死亡档案。说他年轻，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３４岁。如果他活到今天，该是一位７６岁的老人。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１日，人们发现他死在单位一间破败不堪的独身宿舍里。极少有人去过他的住处，因为“那里埋汰，臭味熏人”（调查人李文发、马杰、张丙中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３日记录）。
北国长春的５月，草木返青，繁花初绽。
背景复杂的“张氏家族”
张旃，男性公民。原籍广东省乐昌县，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生于北京。在１９５３年由该厂保卫科填写的“嫌疑分子登记表”上，贴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彼时的张旃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气质温文尔雅。
类似的表格有十余张，虽详略不一，但大同小异。
张旃６岁时在广东入读小学，１９３７年日军大举侵华，局势紧迫，张旃转入香港九龙一所小学就读，１９３９年又由港转入重庆歌乐山小学，后又升入重庆高中，１９４６年９月转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于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完成高中学业。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１９５２年于该校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同年９月调到６３６厂（即国营柴油机厂）任见习技术员。
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时候，正值建国初期，刚刚走出校门且“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张旃，理所当然成了被重点监视的对象。
张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类反革命家庭”（“登记表”之００００６）。据当年记载，其祖父张昭芹是前清举人，曾任乐昌县县长、广东军首领余汉谋手下的主任秘书长、国大代表。１９４５年“九三”胜利后，由香港赴南京参加国大选举，尔后转去台湾。
张旃的父亲张兹闿，国民党员，南开大学毕业生，曾赴美留学。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副处长，１９４４年改任战时生产局材料处处长。１９４５年“九三”胜利后任经济部特派员，前往苏州、浙江、皖南“接收”，尔后又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总经理。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驻联合代表团”代表，并任国民党“驻菲律宾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务。
张兹闿去台后，成为台湾早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又被称为“台湾金融界的第一颗天王星”。１９６０年７月卸任台银董事长。还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
张旃母亲麦翠颖，操持家务，在“家庭情况”栏内特别注明：“系官僚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动”。
张旃还有一兄一姐，哥哥张彬，国民党员。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助教。姐姐张初荣于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党军队，在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学习。１９４６年留学美国，１９５０年与邵和国结婚。邵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和李宗仁先生关系密切。
在相关文字的材料中，还详细记载了张旃父亲的朋友孙越崎的情况。孙越崎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建国前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是张兹闿的上级。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举荐他为财政部长。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计划将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厂矿及其物质财产分３路（即广州、台湾、重庆）迁移，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孙越崎，布置了这项任务。此时，李济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孙的工作，劝他参加新政府（即我中央人民政府）。在李、邵影响下，孙越崎表现“柔意动摇”，并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府财政部及资源委员会会议，孙在会上报告了参加新政府办法。在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时，孙越崎曾交出一批档案资料和个人财产。据同一份档案资料记载：孙越崎“参加我工作后，还与香港有来往，据知系个人财产问题。并借个人职权，拉拢伪资委会参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权等人员，企图树立个人势力”。
由于孙越崎和张旃父亲张兹闿的特殊关系，因此１９４９年后，张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到孙家去玩，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每月从其家中拿１０至１５万元（当时的货币，１万元即今１元——作者）以资助他完成学业。直至‘三反’运动开展后始断绝经济关系”。
张旃的父亲还有一位朋友也对张进行过资助。据１９５４年３月份调查材料记述，他叫张鄂联（有资料显示文革后曾任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时任秦皇岛市公私合营耀华玻璃工厂厂长。“张鄂联系国民党中央训练班三十一期党政训练班毕业，其间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财政部工矿调整处专员”。
张兹闿在张鄂联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后，该公司在港台两地存有５０００余箱玻璃，为把全部货物兑换成现款取回，１９４９年８月张鄂联曾赴港处理此事。在港期间，曾与张兹闿见了面。一个月后，张鄂联返回天津，为张兹闿带回耀华公司股票，在市场变卖后，全数寄给了张旃。
张旃姑母邓静娴，原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工作，系北大校长胡适的干女儿。去台后曾在１９５１年９月间给张旃寄过钱和衣物。其姑父钱思亮（去台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解放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钱与胡适关系密切，经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逃往台湾，钱思亮同机抵台（中共北大机关第一总支自然科学处支部张龙翔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２日证明材料）。
据张旃向组织交代，１９５１年之前，张旃曾通过父亲的友人，和父母兄姐保持了两年多的通信联系，并“从孙越崎那里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况”，为此孙越崎、张鄂联以及张家在大陆的亲属，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部门的怀疑和调查。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夕，张旃的直系亲属均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只有张旃一人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而留在大陆。因国共两党尖锐冲突所带给张氏家族的不幸，似乎命里注定要由张旃以及留居大陆的亲属来承受了。
从自杀未遂到精神失常
受其家庭影响，在张旃的履历中，也有“不光彩”的一笔。１９４５年，升入重庆高中的张旃参加了一个叫做“ＫＣ党”（又称“扣”党）的组织，据他个人向组织交代，是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但该组织产生的背景、目的、领导者均未做任何交代，以至于组织上最后也没弄清楚“ＫＣ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组织”。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２月１０日，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２月２０日，北平国民党特务纠集千余人，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殴打工作人员；２月２２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此时，张旃在重庆高中读书，集体参加了２月２２日的反苏游行。１９４７年，上海南模中学进步学生组织时事讨论，张旃又在会上积极地“为美帝吹嘘，发表美国如何民主的言论”。中学期间，与同学段广南等组织“自由”壁报社，其所写文章，内容被认为是反动的，多为时事讨论和战事展望等。
由于张旃“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家住敌区”的亲属经常通过各种办法给其捎寄钱物，其“是否依钱被人收买利用，进行特务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从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就引起了厂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对其展开了４个多月的明察暗访。
有关部门在对张旃个人历史问题及家庭社会关系的文字分析材料认为：“一、其家完全是蒋匪反动的高级官员，所以其很小时随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蒋匪的根据地重庆盘踞，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动正统基础。由（尤）其在入中学时参加童子军及军事训练，这说明思想是反动的。二、在四五年（１９４５年）其看出蒋匪呈腐败的卖国的政府，而组织了自称进步的‘ＫＣ党’及‘ＫＣ党’报等活动，为什么又参加反苏游行大会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宾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这些东西是其父自己的，想为己有”。最后认为张旃虽为青年团员，但为什么全家均已经进入了“敌区”，只他一人留在大陆，是否身负一定使命？颇令人怀疑。（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３年张旃审查材料）因此，应弄清其与在台在美之亲属“是否仍有来往关系，有否潜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