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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

作者：罗学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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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夫原本对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也还是给予一定照顾的。如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３日，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请示国民党教育部，就陈独秀所编《小学识字教本》再预支给陈独秀稿费５０００元一事。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此款决定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中列支。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有信表明：“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编译馆二百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此“三千元”，“二百元”，仍是国立编译馆付他的稿费。
　　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２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
　　为此事，陈立夫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如下：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撰祺！
　　陈立夫拜十月十一（一九四一）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称：
　　十月十一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陈独秀拒绝了陈立夫的建议，并与仲纯等朋友强调说：“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
　　接到陈独秀的回信，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我不信你这胳膊还能拗过我这大腿！
　　陈独秀当时急欲想把国立编译馆当做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每月固定预支他一笔稿费，他今后再用文稿相抵。虽然他与编译馆陈可忠也是朋友，但涉及到钱的事，他不便开口，便托与陈可忠同在白沙的台静农向陈可忠转陈自己的要求。如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他致函台静农：“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为编译馆编书事或可行，唯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致骗钱也。”
　　但他与国立编译馆陈可忠的交情毕竟不能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同日而语，此事终未达成。
　　
　　四
　　
　　耗费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魏与家人也住在白沙镇）写信，怒气冲冲地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请问问陈馆长，如有此事，嘱他直言勿隐，以便弟早日筹备退还稿费！）如何，希有以示知！”
　　这不啻是给国立编译馆下的一份最后通牒！
　　笔者至今并未查到陈独秀是否还国立编译馆２万元预付稿酬的依据，也从未看到过研究家们提到还这２万元钱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未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而另一点则只能揣测，以陈独秀一诺千金言之必果的个性，他绝对不可能给陈立夫、陈可忠等人留下一个耍赖的印象，“不至骗钱也”，这句话，他早通过台静农带到了陈可忠的耳中。你陈立夫、陈可忠不出我的书，我也决不用你一分钱！这样的事，陈独秀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只有为退这２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史料尚需史家考证。
　　即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朱家骅曾赠他５０００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陈独秀生前拒绝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５０００元赠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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