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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
作者：罗学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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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与所有研究家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３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１０００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４５００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２２００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６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注：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３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８月６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１９３９年５月至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３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４０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间，杨３次接济陈独秀计２３００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３次，计２２００元。“晋先生”资助２２００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二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１６０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３００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而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晋先生”等古道热肠之辈，也还不乏其人。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４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及过生日等，在江津油溪镇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向荣和大姐夫吴欣然，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余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一些”是多少？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２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即使陈独秀后来到了石墙院，自立锅伙，陈独秀也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他致函杨鹏升：“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陈独秀又致杨鹏升：“兹又接七月二十四日来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张，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
按照月支出３００元的标准，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月入的４６０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穷困潦倒”、“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生活状况不差的证据，还有他给台静农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很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这是他为何之瑜写的一封举荐信，虽出于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计较”，但也明确提出何之瑜在原来任教的学校报酬是“月不过百元”。而这“月不过百元”，也就是当时一般公教人员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与穷字无缘。
三
但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与陈独秀、潘兰珍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老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将军送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既有这么多钱，却又把日子过得来如此之苦，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毛算起来陈独秀显然已经得到不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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