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近现代政要身边的绍兴师爷
作者：何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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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邵元冲无论在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还是立法院工作期间，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当看到日寇陆续入关侵犯我国土时，邵写道：“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党史会上，老者昏庸，少者腐化，奄奄度日，一事无成。”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对新闻事业及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制裁，下令《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停止邮递。邵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这“从法理系统手续而言，全无是处”，并电蒋介石“关于彼近来处置各新闻事，劝其务崇宽大”，指出，“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邵元冲愤而辞去了宣传会主任一职，蒋介石先派陈立夫后由他本人直接出面挽留，邵坚辞不留，并草书“此时佞臣国贼方群以媚倭为护符，余实不能作应声之虫，得自洁于浊流”。
邵还与汪精卫之流作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３５年元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在讨论对日外交方针时，汪精卫主张“谋中日之亲善”，邵当场指出：“一不自慎，即足为日寇予我以重重束缚而不易振拔。”在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提出对日本表示和缓原则，邵批驳道：“日寇迫胁之行动必仍变本加厉”，这样做，“民间之疑虑及对政府之反感”必加增；在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主张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寇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痛陈不可，坚持“教育工作应用民族精神训育”。
阎锡山的幕僚俞家骥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委任山西军阀阎锡山（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晋、冀、察、绥４个省区及平、津两市，统归阎锡山统治。骤然间，阎锡山得到这么多的地盘，显然都很不巩固，因此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划如何治理新区上来。
阎锡山认为，用人是很重要的，在他所属的地区工作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是忠于他的人，因此大批从山西调入。此时，山西不少知识分子和阎锡山的旧部、老相识都利用这个机会到阎身边工作的，俞家骥就是其中之一。
俞家骥，字涵青，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出生于绍兴。他幼年就读于家塾，十分勤奋好学，国学底子十分厚实。成年后，俞家骥负笈京师，入国子监求学，成绩优秀。后来，他被分派到山西垦务总局去任文案兼提调。俞平素爱好书画艺术，自己的书画虽然很不出色，但鉴赏能力很强，并且个人的经济条件也允许他收藏一些名家作品，于茶余饭后拿出来仔细赏玩。这种爱好弥补了垦务局那种单调而清闲的生活，使他安心于此，一干就是好些年。
进入民国以后，俞家骥开始得到重用，先后出任过山西省阳曲、榆次、临晋、大同等县的知事。所到之处，政绩斐然。１９２５年，他被提升为雁门道道尹。其时，阎锡山为了宣扬自己的政绩，筹划编纂《山西省政务全书》，听说俞家骥文笔很好，就在１９２７年调他去担任全书的总编纂。俞的才干很快就得到阎的赏识，不久即将俞调到北平，留在他的身边，成为阎的亲信幕僚，主要为阎处理来往信件。阎对他很信任，凡阎锡山不在北平时，所有公文来往，俞都可代阎代拆代复。据俞家骥的亲戚回忆，俞在北平的住房很大，一家子占有８０多间房子，估计是原来清朝王爷的住宅。俞出门时有专车，车号为００２号（参谋长为００３号），足见俞的地位与身价。
山西人善于理财，俞家骥虽是绍兴人，但在山西住久了，对银行业也发生了兴趣，不久北平成立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也是绍兴人）。黄知道俞的才干，硬要拉他去该委员会兼职，于是俞家骥又成为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秘书长。但银行方面也不肯放他，由于俞有阎锡山的背景，每次运往外地的押钞车贴的都是“平津卫戍司令部”的封条，可以一路畅通无阻。
后来政务整理委员会完全被亲日派所控制，俞家骥就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去当北平图书馆馆长兼大陆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俞被推荐为北京浙江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直至１９５５年将财产移交政府统一管理。１９５６年后，俞家骥被中央人民政府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直到１９６８年因病去世，享年９１岁。
傅作义的幕僚曾又馨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有一位绍兴人在这次起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时任华北“剿总”顾问的曾又馨。
曾又馨，原名厚载，字纯甫，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十月生于绍兴。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１６岁时随父亲到山西代县。中学毕业后，他执意要学习法律。１９１７年毕业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时年２２岁。学了法律，却没有去当法官，而是投笔从戎，到晋北骑兵第二团去当书记官，一当就是１０年。
１９２７年，曾又馨离开山西到天津，做了天津警察厅的秘书。当时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傅见曾又馨头脑灵活，文笔很好，就于第二年委任其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秘书。从此他长期作为傅的幕僚，为之出谋划策。１９３１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政府主席，曾又馨任省政府秘书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率领的部队奋勇抗战。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曾又馨任总司令部秘书长。不久，战区调整，傅作义任第八战区司令部长官，曾任长官部秘书主任。抗日战争胜利时，曾又馨以原绥远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兼任省政府委员。１９４７年，傅作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曾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傅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进驻北平，曾又馨被调任为“剿总”顾问。
其时，北平实际上已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许多被派到北平的共产党员和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心理攻势，使其军心发生动摇。傅作义周围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曾又馨在内，纷纷跟共产党拉关系，商讨起义投降的条件。最后，曾又馨以“顾问”的身份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向傅作义进言，认为起义是唯一出路，别的道路都已走不通。于是傅作义于１９４９年１月宣布率部起义，北平获得了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曾又馨离开军队，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被中央人民政府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１９８０年６月，曾又馨病逝于北平，享年８５岁。
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师爷这一职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许多出身低微的绍兴师爷均名不见经传，留存下来的资料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却有许多加在他们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需要澄清，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为绍兴师爷“正名”，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不仅有助于研究绍兴文化，而且有助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层次的内容，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例如幕友之道，尽宾之义贵在以公事为要，一要心正，二要尽心，三要尽言，四要勤事，五要慎事，六要秉公办事不宜迁就。做师爷十分讲究骨气与正气，“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地位、金钱为转移。绍兴师爷中不少人的清明廉洁、公正勤政的遗风，还是可以给我们以一定借鉴的。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