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政治诈骗第一案全豹
作者：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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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案发西安落网
李万铭在大肆宣扬的同时，趁机提出调往北京，以便治疗伤病。中南林业部批准了他的要求，为他办理了调动手续。于是１９５３年９月李万铭带着妻子调到了北京中央林业部，住进了北京东四本司胡同林业部宿舍。
李万铭变本加厉地耍弄着他的欺骗伎俩，骗取林业部领导的信任，任他为行政处处长，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好，让他带职疗养治病，生活待遇优厚。
李万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林业部行政处处长的职位，这让他更加忘乎所以了。他平时总是穿着军装，拄着双拐，说话作困难状，遇见领导时还作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当领导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时，他总是很激动地说：感谢组织和领导的关心，身体好多了。接着又谈论一些国内外的大事以及一些他疗养时接触过的领导干部对他说的话，借以抬高身价，并强烈要求早日工作。遇到一般的同志时他又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询问对方最近看了什么书，取得了什么进步，接着又大讲自己过去的“英雄事迹”，为自己有“伤”不能继续在军队作贡献表示遗憾。一言一行，十分符合老红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的身份。他拿着那些高级领导人给他的所谓的“电报”、“信件”更加起劲地吹嘘自己，在各种场合刻意结交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套近乎，攀关系，为他下一步的诈骗活动攫取政治资本。
李万铭在林业部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年多的生活，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冒险。但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李万铭在红十字医院治病时结识了防空兵司令部副处长魏晓，几次接触之后，魏晓就完全信任了李万铭。李万铭从魏那里骗得了防空兵司令部的信纸信封，并且取得魏的同意通过军邮为他代转信件。１９５４年秋，他冒充解放军的一个师长，给分别已经３年、不了解他在中南和北京的诈骗行为的原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梁此时已调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写信，说他将赴西北休假并趁机看望故友，梁得柱回信表示欢迎。
１２月底，李万铭用电信局的一张普通电报纸和从魏晓处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纸，捏造了防空兵司令员周士第给他的一封“军急电报”和一封“亲笔信”。“军急电报”说陈赓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要他“火速”去兰州会见陈赓司令员；“亲笔信”说陈赓司令员令他“马上乘飞机飞兰商谈有关重要事宜”。两者都用防空司令部的信封装起来，转给林业部领导。于是林业部办公厅批准，并派人为他买好了民用飞机票，李万铭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３日乘飞机飞到西安。
李万铭到了西安后，马上去见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两人相见之后，李万铭又把他在中南和北京的经历吹嘘了一番，梁得柱深信不疑，给他安排了住处。在西安，李万铭又偷偷伪造了陈赓司令员给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山、李范五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根据他在军队职位来比较，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李万铭原想把这封信作为他返回北京的借口，并且用它来吹嘘蒙骗，以达到骗取林业部副部长职位的目的。但是，这封信还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他就在西安彻底地栽了。
李万铭在梁得柱处住了几日之后，见李万铭没有什么动静，就问他关于参加“军事会议”的事情，李万铭言词闪烁，梁得柱产生了怀疑。恰好陕西省委有个同志到梁家做客，梁得柱就向来人作了介绍，说这是李万铭同志，是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是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模范党员。此次是到西北是参加高干军事会议，会后，即到１２军任参谋长兼３５师师长。这个同志奇怪：西北开军事会议，自己怎么不知道？当即问李万铭会在什么地方开？开多久？何人召集？何人接待？并问新到１２军任参谋长兼３５师驻在哪里、番号、代号等。李万铭当即发生窘态，言词支吾。这位同志虽有怀疑但表现平静，提出：“李师长以高级干部身份住在这里不太方便，本地保卫工作也困难，不如移至省委招待所合适些。”李万铭推辞了一番之后，也就搬进了省委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招待员问他要相关的证明文件，他拿不出来，在继续追问之下，李万铭更是含糊其词，脸也憋得通红。这使梁得柱等人更加怀疑，上报陕西省委，判断李万铭是假的，去电北京询问。军委回电，查无此人，更无任命李万铭为１２军参谋长兼３５师师长之事！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１日，李万铭在西安被逮捕。
教训深刻
李万铭一路招摇撞骗，从一个假释人员在短短的４年时间里就窃取了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位置，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其实，无论在西北，还是在中南，还是在北京，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身份和“英雄事迹”产生过怀疑，也十分看不惯他的大话和自我吹嘘，对他的所谓的高级首长的“电报”和“信件”也不以为然。但是在李万铭“英雄”的光环之下和人们对英雄的无限崇拜的气氛之下，这些怀疑也仅仅只是怀疑，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
李万铭的行骗过程中，他的履历、证件、证明材料、档案材料、组织关系等手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漏洞，他在自我介绍时也多前言不搭后语，很难自圆其说，可还是一路绿灯，暴露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存在的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李万铭案件”，对党政机关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官僚主义作风以至于让李万铭轻松过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李万铭在拿着伪造的“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转业介绍信到陕西省委要求分配工作时，按常识来说，军事学校是没有什么直属的“组织部”的，只在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下面设组织部，因而“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印章，显然是假的。而且组织部门的介绍信上从来不加盖负责人的印章，但是在李万铭交给陕西省委的所谓“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介绍信上，却偏偏加盖了“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的印章。做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在代表组织接收一个党员、干部的时候，应该查明这个人的证明文件是真是假，这是人事组织工作上的一个起码要求。但陕西省委的工作人员完全违反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府优抚局安置工作。而陕西省优抚局在接到李万铭的用信封装的上面贴着旧邮票的伪造的鉴定表、革命军人残废证和党员证明信后，根本没有查一下这些“证件”的来历就把他介绍到安康专署，安康专署同样对这些“证件”没有怀疑给李万铭转了组织关系，安排了工作。
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梁得柱面对李万铭的“军事调令”也没有仔细想想：我军调任一个干部，为什么不由军事机关或部队来调，而是由一个军事学校来调？为什么不通过组织系统来调，而是直接把调令寄交本人？既然任命他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为什么不要他到军事领导机关去报到，而要他到中南局去报到？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捏造的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给他的电话说陈赓司令员要在北京召见，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根本就没有想一想：李万铭既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就已脱离了部队，军事机关的领导人怎么能随便“召见”他呢？而且真的有要事和他商量，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中南局组织部或中南农林部，而要直接打电话给他呢？究竟电话是打到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人接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李万铭伪造周士第司令员的“军急电报”是他用电信局的普通电报纸写的，上面的“军用”二字是用钢笔描上的，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负责同志和林业部领导同志既没有怀疑过“军急电报”和“亲笔信”的内容及其来源，也没有打电话给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问问有无调任李万铭为“军参谋长兼师长”的事情，更未等到正式的调令送达中央林业部，就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