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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诈骗第一案全豹
作者：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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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本来是十分简单的常识问题，一般的工作人员都能识破的骗局，好多领导干部却对李万铭这个所谓“英雄”迷信到荒唐的程度，使他一次又一次轻松过关。
１９５３年李万铭在武汉东湖疗养时，一个叫陈汉明的同志已经发现他有许多疑点和问题，后来又发现我军战斗英雄名单中并无李万铭其人，就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写了一封检举信给中央林业部监察室。这时李万铭已被调到中央林业部，由于中央林业部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李万铭盲目地信任，中央林业部人事司的同志完全违反了人事组织原则，在接到监察室转去的陈汉明的检举信以后，不但没有打电话问一问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而且连李万铭的假履历也没有认真地审查一下，就答复说李万铭的各项革命经历和英雄模范的称号是“属实”的。林业部监察室也放弃了自己应尽的监察职责，对这一检举和这一答复都没有核对和研究，就把它照转给了陈汉明同志。
文章指出：“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之所以发生，固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那就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地痞、流氓、骗子手和流散的尚未得到改造的国民党反动军政官吏，正在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人，甚至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某些领导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暴露了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暴露了许多人对英雄模范的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人应该切实地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积极地堵塞工作中的一切漏洞，决不让这类荒唐可笑的事件在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党组织中重演！”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评论《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提出：“为着切实地从已经发生过的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必须广泛地在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教育，坚决肃清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特别是要坚决克服盲目信任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作风；必须认真地检查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制度、特别是人事组织工作制度，并且养成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的良好作风。”
一些曾受蒙蔽的领导干部也吸取教训，进行自我批评，如马明方。《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提到李万铭拿着假的转业介绍信到陕西省委找工作时，“陕西省委的秘书王礼根本没有怀疑过李万铭的转业介绍信是假的，也没有等李万铭的其他材料寄去，就完全违反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府优抚局安置工作。”马明方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
“李万铭案件”与话剧《西望长安》
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７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发言，介绍了“李万铭案件”。罗瑞卿倡议：“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里，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好比卧薪尝胆一般。”
此时正在开展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为配合这个运动，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积极响应罗部长的倡议，以“李万铭案件”为原型创作了５幕话剧《西望长安》。
为了更好地创作剧本，老舍先生特地到关押李万铭的功德林１号公安部预审局监狱见了李万铭。此时李万铭的案情已经基本查清，据曾经参与审理此案的雷皓回忆，老舍和工作人员向李万名铭提问时，李万铭的口吃发作了，脸憋得通红，吃力地供诉着自己在北京大街的一个卦摊上，找一个算命先生拟了一封电报稿，内容是：以陈赓将军的名义邀请李万铭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对其结结巴巴的诉说，老舍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显得颇有兴趣，并不断地提问，要李回答得更具体一些，如卦摊摆在何处，算命人的年龄、特征、穿着以及交谈的具体内容、收取了多少酬金等等。最后老舍先生问他：“你已骗到了国家机关的高级职位，再继续骗下去，何时是了？你究竟打算骗出个什么结果？”李万铭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我……我只不过是骗一天就混一天，从来未想到骗到哪里为止。实在混不下去，只有一跑了……了……了之。”
在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后，老舍先生很快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取名为《西望长安》，发表在《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１月号上，１９５６年３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剧本选取了西北农学院、中南农林部、中央林业部和西安陕西省委招待所等４个主要场景，生动地描写了李万铭一路招摇撞骗最终在西安落网的过程。剧中人物也和案件当事者对应，且一部分用谐音代替，主人公就叫栗晚成（李万铭），其余的有杨柱国（梁得柱）、达玉琴（但琦）、林树桐（薛兆达）、马昭（许子威）、铁刚（魏晓）、还有唐石青、卜希霖、荆友忠、程二立等人物。
剧中除揭露李万名的骗局以外，重点对官僚主义和对英雄的盲目崇拜进行了讽刺。如荆友忠对栗晚成的“英雄”身份表示怀疑时，达玉琴立即反驳说：“你要晓得，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人敢冒充英雄，同志！”卜希霖也说：“这是相当有总结性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冒充学生，冒充干部，可谁也不敢、不能冒充英雄！就拿栗晚成来说，他身上有那么多伤，伤能是假的吗？”栗晚成的骗局被揭穿之后，卜希霖感叹说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剩下的渣滓”！公安处长唐石青提醒说：“你们恐怕是用旧社会的思想感情处理了新社会的事情！”
《西望长安》是老舍先生并不多见的讽刺剧作，话剧公演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李万铭也随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话剧的公演对“肃反”运动也起了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的警惕性，揭露了一批李万铭式的政治骗子如董维钧、陈天放、黄世贵等。
李万铭案发西安后，时任林业部森林经营局副局长的牟宜之感到李万铭的案子很不简单，而且还涉及到军队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就给他的老上级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写了一封检举信，详细介绍了李万铭的案情，认为李万铭决不是一般的流氓、骗子，很可能是暗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特务。这个骗局的成功，仅凭李万铭一人是难以办到的，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政治案件；并对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万铭的妻子但琦在这桩案子中的身份和所起的作用质疑，要求中央严查以警世人。萧华将这封信呈报中央，刘少奇批示公安部长罗瑞卿尽快查明真相。
公安部进行了严密的调查之后，没有发现李万铭有反革命特务活动的迹象，也没有什么政治组织背景。李万铭自己也说他就是个流氓、骗子，好吃懒做，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
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０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李万铭，并让李万铭委托了辩护律师。法庭上，在崇内大街代写书信的周咨度也出来作证，指控李万铭骗他抄写伪造的电报和信件。李万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认罪态度极好，庭审记录记载：
问：“你假造证件，冒充干部、模范共产党员、战斗英雄，为了什么目的呢？”
答：“为了可耻的所谓荣誉感、地位和物质享受。”
问：“为什么要冒充共产党员、残废军人、志愿军战斗英雄？”
答：“什么事情是最光荣、最荣誉、使人最钦佩的，我就冒充什么。”
问：“你采取的诈骗方式和手段，并不高明，而且有许多漏洞，不怕被人发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