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１９５８年全国首例高产“卫星”放出经过
作者：张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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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地委验收组、县委验收组一行在马守元的带领下也来了。马守元指挥迅速把捆好的麦个运往稻场，同时安排一个土技术员汪三才测查地块的面积。汪原是修渠、筑坝量土方的，量体积、面积倒是差距不大，也算是专业对口。可是，当地对沙洲地有个说法，说，沙洲地是没有妈的田亩。为啥有此说？沙洲地本来就没有个准儿，当水位低时，沙洲露出的面积就大；水位高时，露出的面积就小。是年水位较低，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目测，没有５０亩，也４０多亩。汪三才煞有介事地找了根竹竿，从这头比那头，他测查的结果是１１．１亩，最后确定为１１亩。
那边王洲稻场，麦粒脱出来了，３万斤出头，平均每亩２９００多斤。面对这个惊人的数字，地委验收组的马守元吃不准了。社主任崔全典给他讲了个笑话：春上，他与几个社干部到这块地里看庄稼，从芭茅地里蹿出一只兔子，兔子见人受惊吓就往麦地里钻，被稠密的麦秆撞了回来。它又往上一跳，被麦秆架住了，他们正要上前去逮，兔子挣扎着又钻入了芭茅丛里。旁边的一个农民赶紧接过话头，可不，营东头的二狗子还在这块地里，逮住了一个被麦秆夹住了的兔子。马守元相信了。
６月１１日，《湖北日报》报道幸福卫星不久，又一个新奇迹诞生了。６月１５日的《光化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登载了《永胜社高产小麦达到三千六百六十四斤十五两（十六两制——笔者注），幸福社创造的全县最高记录又被刷新》的最新消息。县委书记郑少波兴高采烈地向省委报喜：
省委并任重同志：
我县崔营乡永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有五亩小麦，在六月十三日经地、县委验收组和乡党支部详细验收，实打结果共计打出小麦１８３２４斤１１两，每亩单产３６６４斤１５两，超过我县历来小麦单产，这是一件大喜事。这是在省、地委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奇迹。特向你们报喜。
…………
有了幸福社的高产（造假）经验，又出来个永胜的高产（造假）新记录也是顺理成章的。或许是不愿动脑筋走新路子，或许是幸福社的经验只用一次太可惜；两个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淤积的沙洲地，都用麦种３０斤（只有细微的出入），都是因被淹而施足了底肥，并且连麦个都是每个９斤多……
正是真作假时真亦假，假成真时假亦真。《人民日报》６月１６日以《夏收捷报处处传一处更比一处高》为题，隆重报道了各地夏粮高产的喜讯，“王明进创小麦亩产３３５３斤，红光赶过卫星，一亩亩产３６５０斤；永胜胜过红光，五亩亩产３６６４斤”。光化县崔营永胜的丰产典型终于登上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其实，这里捷报，那里捷报，都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喜，难道中央不懂粮食亩产之类的常识性的农业知识？椐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他曾在上海会议期间问过主席，对时下亩产几千、上万斤的产量，怎能轻信？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能亩产几万斤。面对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捷报，毛泽东甚至担心起来，粮食多了吃不完咋办？提出了耕地、休耕地和种植花草各三分之一的园田化设想。此设想一经提出，不少地区又一窝蜂地抢着搞“园田化”。所幸的是，当时农村劳动力匮乏，“园田化”不了了之。
三
自古以来吹牛不上税，但到了此时，已行不通了。此前的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指示。粮食征购的任务是基于当地的粮食产量的，粮食产量报得高，征购任务也水涨船高。于是，当初的浮夸埋下了往后漫长饥饿的苦果。
１９５８年夏，光化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富林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在莫营管理区召开夏粮统购统销三干会。会上赵富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指示》、光化县委《关于夏粮征收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基层干部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踊跃交售爱国粮。
基层干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不甚关心，却非常在意落实在自己头上的任务数字。当他们听完指导组宣布各社粮食征购任务数字，一片哗然。因为，当时粮食统购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是个人的，而按分解的任务数，交够国家的便所剩无几了。因此，基层干部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表示难以完成征购任务。但由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空气，没有谁敢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
趁赵富林内急外出方便之时，刚才还窃窃私语的基层干部，顿时提高了嗓音。有人指斥幸福社、永胜社乱放“卫星”，害得其他社跟着受牵累。刘家营一个姓刘的生产队长，刚从部队复员不久，对地方工作尚不太熟，说“什么３２１５？连麦秸搭上也没有这个数”。不料，赵方便回来，刚好听到这句话，便疾言厉色地喝问：“刚才谁说的？给我站出来！”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又重复一遍，基层干部的目光都投向姓刘的队长身上。赵明白了，手指向刘：“你给我站起来！”刘颤抖地站立起来。
赵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刘低声答道；“是的。”
“你用党性保证，刚才说了啥？”
“我说幸福社亩产没有３０００斤。”
“你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算什么党员？从现在起，开除你的党籍，撤销队长职务。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那位姓刘的队长哭着离开了会场。在当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的时期，没有谁能对此提出一点异议。就这样，一个讲了一点真话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产量越高”，以后那个地方的“灾害”程度就越重，那个地方的群众遭罪就越大。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时，不无歉疚地说：“教训沉痛，１９５４年发大水，群众也没低于一天１２两粮，今春群众一天只能吃几两粮，因严重饥饿已死了１５００人，１５万人患上了浮肿病。盲目主义、主观主义冲昏了头脑。粮食只产２００多亿斤，却按４５０亿斤过日子。今年１月还相信有４００亿斤，３月还说有３５０亿斤，４月再摸，不到３００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２３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的２１０亿斤增产仅一成。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大家都是老老实实在说假话。”
此次会上，彭老总仗义执言为民“鼓咙呼”，却被错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推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生产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持续大跃进，致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了日后的严重饥荒。椐１９５９年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全国农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１３．６％，粮食实产３４００亿斤，仅完成当年计划下调后的６２％；其他几项指标也呈急剧下滑的态势，国人自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年代……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客观地说，当时的浮夸风，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倘若不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成风，浮夸之风也难以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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