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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全国首例高产“卫星”放出经过
作者：张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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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１１亩小麦平均亩产３２１５斤。６月１１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崔营乡“３２１５”卫星，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接下来的３年困难时期，亿万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时代。其实，与其说是“自然灾害”，毋宁说是人祸、谎祸。
岁月弥合了创痛，时光冲淡了记忆。曾经沉寂的浮夸之风又有抬头之势，出现了诸如“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之类的丑恶社会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抚今追昔，遂成此文。
一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级党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年初制定的难以完成的高指标的基础上，又层层加码，成为根本无法完成的计划指标。
是时，小麦已扬花儿灌浆。去冬今春，可谓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几成定局。各地根据夏粮的长势进行估产，数据统计出来，的确振奋人心，夏粮增产超过往年的一倍多。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椐此推断：“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的发展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得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的革命农民，因此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就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各地那些高产离了谱儿的“卫星”已进入倒计时状态，只是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点火发射了。
湖北省光化县崔营乡有个幸福农业合作社，幸福社二队有二百来亩地，其中一部分是汉水淤积而成的沙洲地，前一年的汉水秋汛，给沙洲地带来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低下、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淤泥为当年播种的小麦可以说是施足了底肥，这片小麦因得天时地利，自然比缺肥少水的坡地的小麦长得好，也更有看相。
过了小满，大田的小麦都已灌浆，县委书记赵富林在县委第二指导组的陪同下，来到了幸福社。果然，二队这块小麦吸引了他，他仔细端详，只见麦秆粗壮，麦穗硕大，也没有倒伏的。他问陪同的社主任崔全典：这块地估产多少？崔答：１０００多斤。赵追问：一千几？崔全典想到前不久到邻县谷城参观湖岗乡东升社的双千斤，也未见得比他们这块地长势好，就答道：１５００斤。
芒种刚罢，小麦已基本抢收。县委的笔杆子陈正泽根据基层的汇报，在６月６日的《光化报》头版发表《典型实打证明夏季丰产千真万确》的报道：“今年的麦季收成，经过几天的抢收抢打的结果表明，空前的增产丰收已不是预计估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特别以小麦的丰收更为突出。据各个指导组试打的情况看，普遍超过了预计估产的产量。崔营乡幸福社二队初打３．５亩单产地，原估产１５００斤，实打结果单产达到１５２１斤……”
这时的光化县委，已远远不满足小麦单产１５００斤了，这个数字既和当年２月县委扩大会上定下的“千百万（亩产千斤粮、百斤棉、户产万斤粮）翻一番”的口号有距离，也与周边县频传亩产双千的信息有距离。于是，在县委、县指导组的层层施压下，崔营乡幸福社终于报上了３０００斤的增产数字。在决定给省委报喜讯的会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靖彬发表意见：无零不成账。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亩产３０００斤？不如报３２１５．２斤。与会者闻听，认为言之有理，但又觉得挂上２两未免太琐碎，一致同意报３２１５斤。
《湖北日报》６月１１日头版头条题为《光化县幸福社坐上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
本报讯 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有２９亩小麦，经过详细验收，每亩产量达２１７３斤，其中有１１亩单产达到３２１５斤，创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记录。参加这次验收的，除襄阳地委、光化县委组织的专门验收组外，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湖北省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不少的新闻记者。
…………
这块地在冲积起来的一个洲上。从１９５３年起，这个洲逐年淤积起来的泥层达一丈多。……据这次验收的初步总结，在这块地获得小麦高额丰产的主要经验是：……由于耕得深、播得匀、底肥又足，虽然种得很密，却没有锈根，基本上没有倒伏。幸福社农民认为，尽管获得小麦的最高产量，但是从耕作技术上要求，这块地的小麦生产仍然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土地整得不够细，许多垡子还没有打碎，同时耕得还不够深。因此，这块地的增产潜力还不小。他们计划明年在这地上创造小麦４０００斤的记录。
…………
二
稍有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别说在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小麦亩产３０００斤是无法实现的神话，就是在生物革命、转基因产品问世的今天，小麦亩产千斤也不是普遍情况。幸福社小麦亩产３２１５斤，农民难道不会质疑吗？其实，开春社干部估产上千斤时，农民就辛辣地讽刺道：吹牛皮五湖四海，吃瓜皮不要钱买。估得多，见得少，纯是胡搞。
一次在这块麦田的地头，老把式徐光银问幸福社二队队长王家林：队长，这块地到底估产多少？
王家回答：２０００斤。
老汉把脚一跺：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胡搞哩！
县指导组也曾请农林水产科的一个农技人员到这块地估产。该技术员在去年（１９５７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被视为有右倾思想无右派言论的，而划为不戴帽右派。经此一劫，整个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倒霉相。他到了地头不是按常规测麦株、数麦穗、算千粒重，而是问当地干部这块地估产多少？当地干部答道２０００斤。他装模作样测了麦株，掐了个麦穗搓了一数说：不差上下。其实，他心里明白，估高了，违背科技人员的良心；估底了，悬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随时有扣下来的可能。于是，这个农技人员就这样为幸福社的高产卫星作了见证。
丰收在望，开镰之际，县里组织了一台６８匹马力的脱粒机，拉到幸福社的王洲稻场。农村劳动力紧张，县里又把狱中的在押犯人运送到幸福社参加麦收。刚交６月，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霏霏细雨，一场紧张的“龙口夺粮”的战斗打响了。割着割着，队长王家林发现情况：眼看这块儿地快割完了，明摆着和原先估产过双千的预想相距甚远，他找到社主任崔全典，说：眼下看来怕是见不到双千哩！崔说，咋办？正好指导组的李富谦秘书下来了解情况，他们俩把问题反映给李。李胸有成竹，一语搞定：把其他地的麦子拉过来凑数。崔赶紧叫王家林安排劳力运麦，并叮咛再三：多拉一点以防万一。这边麦子刚割完，那边的麦子也运来，一切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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