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记忆中的罗章龙先生
作者：王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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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批判和狂呼的口号声中，知道了他的全部“罪行”：一、反对毛主席；二、分裂党中央；三、叛变革命；四、暴露党组织，将党员名单印成传单散发。
老先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一连数月没有出门，也没去晾台晒太阳。他的老伴张奶奶经常到校医院给他拿药。幸亏老先生只经历了仅有的一次批斗，若再有两次，只怕连老命也保不住了。后来听说他给毛主席写了求救信，中央传来指示不让再批斗了（按文革的说法，他是只“死老虎”而已），说他是宝贵的活资料。再后来，有不少人前来找他进行外调，写证明材料。我就遇见过好几次外调人员向我打听老先生是否住在这里。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写检查、打扫校园卫生，母亲也必须参加单位里的运动，我也就彻底“解放”了，自由了，没人再管了。于是，就养了一群鸽子，只要天气晴好，就翻上楼顶放鸽子，躺在瓦上，看着天空中翱翔的一群精灵，沉浸在一种虚幻的享受中。
一天中午，和风丽日，像往常一样把鸽子喂饱后，就赶它们飞上了天。我躺在瓦上，看着它们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看着看着也就睡着了，等醒过来时才发现，鸽子早已回笼了。于是，起身从楼顶上下来，正准备扶着沟沿往下翻时，突然听见晾台上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对我说：“小朋友，千万当心，沟沿已经锈了，不可用力过猛，当心摔着。”我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也来到了晾台，坐在藤椅上，盖着毯子晒太阳。
看着老先生紧张的神情，我摆了摆手，说了一句“没事”，便一翻身，按住沟沿跳了下来。随后，我走近老先生跟前问道：“罗爷爷，你病好了？”他笑了笑，没有说话。这时，我想起了他的“罪行”，又口无遮拦地问道：“罗爷爷，他们说你反对毛主席，出卖党的机密，是大叛徒，这是真的吗？”
老先生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其表情十分痛苦，最后用一种愤怒地声音，沙哑地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不是叛徒，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他们这是污蔑！我反对的是王明一伙人。”
王明是何许人也？我当时不知道，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反对王明。老先生见我不懂他的话，苦笑着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小朋友，你还小，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说完，他两眼望着蓝天，自言自语道：“世界上的事情，白的说不黑，黑的也变不白，由后人去评说吧。”
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了潘梓年，于是又问道：“罗爷爷，你认识潘梓年这个人吗？我父亲与他通信，造反派也说他是大叛徒。”
“又是污蔑！”老先生气愤地说，“我认识他，他过去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好人，共产党员。你父亲与他通信有什么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朋友，听爷爷说，不要相信这些话。”
此时此刻，听了老先生这番话，真比三伏天喝汽水还舒服。这说明，我父亲是好人，潘梓年是好人，那么老先生也应该是好人。由于父亲整天在挨批斗，听老先生这么一说，我当时在精神上确实得到了一种解脱。
五音不全地唱着“东方红”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造神运动，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又突然兴起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等荒唐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在学校里搞，回到家里也搞，人人上阵，不分男女老幼，因为这是表现对伟大领袖的态度和忠诚的严肃问题。
清晨６点半，几声尖厉的哨音把整个门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全都召唤到狭窄的门栋走道上，人人拿着“语录本”，面对毛泽东的画像，先唱“东方红”，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后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完后，就有人领着大家读几条“毛主席语录”，才算完事。晚上７点钟再重复一遍，一天的表忠心到此结束。就这样，日复一日，没完没了，搞得人特别腻烦。当时，在学校参加这种敬祝仪式是没办法，若逃避参加，轻者受批判，重者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回到家里，只要父亲不在，我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尽量逃避。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几声很响的哨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知道又该起床参加敬祝仪式了。本不想参加，但被父亲硬从床上叫起，逼着我一定要参加。无奈之下，只好去参加这种无聊的敬祝仪式。当我走出房间时，看见老先生吃力地、颤颤巍巍地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从三楼往下挪。自从兴起这种敬祝仪式后，老先生从不遗拉，而且每次还衣冠整齐，像是去朝圣一般。往常参加敬祝仪式，都是由张奶奶扶他下楼，今天张奶奶怎么没来？
看他下楼十分吃力的样子，我赶忙上前搀扶他一把，并问道：“张奶奶怎么没来？”
“她病了，起不了床。”老先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回答道。
“罗爷爷你也是的，身体又不好，干吗每次都要去参加？”
老先生一脸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毛主席对革命有大功劳，我祝愿他长寿。”
站在老先生的身旁，看着他那十分虔诚的神态，听着那五音不全、走调变形唱出的“东方红”，我心里十分纳闷，也搞不懂，老先生到底是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者？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下旬，学校公开传达“林彪反革命事件”时，我已是初三学生了，对党内斗争的事情也了解不少。在讨论毛泽东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时，我对身旁两个同学说，第三次路线斗争头子罗章龙我认识，就住在我家楼上。他们俩人不相信，非要我带他们去见识见识不可。放学后，我带他俩去了我家三楼晾台，等着见老先生。往常只要天气晴好，老先生总是在晾台上坐着藤椅面对蛇山沉思。然而今天，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同学说我吹牛，悻悻而去。
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时，在路上遇见了张奶奶，问老先生昨天下午怎么没出来活动？张奶奶告诉我说，老先生病了，发高烧，在床上已躺了３天了。不知怎地，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就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放学后拿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两斤苹果，上楼去看老先生。
老先生的卧室，文革前我还时常去，以后就没进去过。当我敲门进去后才发现，房间被厚窗帘掩饰得很暗，桌上、茶几上堆了不少书，显得十分凌乱，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老先生盖着被子，半靠在床上，两眼望着房顶发呆。张奶奶走近床边告诉他我来看时，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无力地、嘶哑着嗓音叫我过去，坐在床头。
“小朋友，谢谢你来看我。”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来紧紧地攥住我的双手，颤抖而又凄凉地说：“我不行了，我这次要走了。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一阵剧烈的咳嗽终止了他的说话。
这次来看老先生，我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举动，也可能是鬼使神差吧。总之，见到老先生这般激动，我也竟被感动了，一再安慰他说：“罗爷爷，你不会有事的，感冒发烧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不，这次不一样，我要走了。”他说完便吩咐张奶奶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并拿笔在照片后面，颤抖地写下了“赠小朋友——罗仲言”。
从老先生房间出来后，我突然对他的一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身上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而这些感受一直困扰着我，使我很难将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在岳麓山下“挥斥方遒”的他，与病榻上的他联系起来。想当年，他是多么的豪迈，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还专门为他赴日留学写诗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而现在，他竟变成了一个畏畏缩缩、卑屈恭谦、小心谨慎的人。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在他的内心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人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学校早在１９７０年底就被撤消了，全校教职工被陆陆续续遣往农村和干校接受改造。父母也做好了被发配农村改造的准备。哪曾想，到了１９７１年下半年，省里说学校还要继续办，需要留下一些人办学，父母就这样留了下来。
但是，外东区的房子住不成了，因为省报和省歌舞团进驻了学校，而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了我家住的二楼房间。于是，我家和谭教授一家被逼迫搬迁到校内的平房。从此，我就再没见过老先生。至于老先生赠送给我的照片，也因多次搬家而丢失了。
许多年过去了，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在我的脑海里。对老先生离世前，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先生毕竟是建党的功臣，为革命作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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