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记忆中的罗章龙先生
作者：王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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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全国高教院系调整时，罗章龙先生所在的湖南大学经济系并入中南财经学院，他本人在财院图书馆工作。１９５８年中南财经学院与中南政法学院合并成立湖北大学（两学院的前身即中原大学）。文革后，罗章龙离开学校。现学校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罗章龙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党员，青年时曾被毛泽东称之为“三个半朋友”中的一个，是湖南新民学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并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对这样一位有着非凡革命经历的老前辈，我能与他相识并有一段交往，实属难得。但由于当时我的年龄太小，许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都忘却了，可仍残留了一些片段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
“他是毛主席的朋友”
１９６２年底，我家从湖北大学校西区搬迁到校外东区，从过去住平房变更到住楼房，当时的心情特别高兴。外东区宿舍与校园着隔一条马路，在蛇山脚下有两栋建于５０年代初期的楼房。楼高３层，楼房的建筑很特别，卧房与厨房、卫生间不在一个层面上。由于全楼的厨房都建在北面，因而在高出三楼卧房的北面就形成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大晾台。而要从一楼上二、三楼，则必须走公用台阶从各家厨房前通过。
我家住２楼，一位老先生住３楼。刚搬来不久，我就发现每到上下班的时候，总有一个个子不高（大约１．６２米）、满头白发、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老人从我家厨房门前走过。他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上下楼时步履稳健，与他人在楼梯道相遇时总是面带微笑，点头致意，客气谦让，彬彬有礼。
当时学校附小设在校园内，为了过马路的安全，母亲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有一次过马路时与这位老先生不期而遇，都在路旁等汽车过去。母亲上前与他打招呼：“罗先生，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老先生面带微笑回应着。母亲赶紧拉着我的手说：“叫罗爷爷好！”这时我才知道他姓罗。老先生摸着我的头问：“小朋友，上几年级了？”“一年级。”他点了点头，连声说：“好！好！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此，我们俩就算认识了，他每次见到我，叫我“小朋友”，而我则叫他“罗爷爷”。
一天放学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住在一楼的李教授的小女儿（华师一附中的学生），她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住３楼的罗爷爷过去跟毛主席是朋友呢！”“真的！”我听了十分惊讶，完全无法将他（一个小老头）与毛主席联系起来。李姐姐则肯定说：“你要是不信，回去问你妈妈。”由于母亲的回答模棱两可，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当他的面问清楚。
那时候小孩子们的玩法既简陋又土气，无非就是一群人在地上弹玻璃球、滚铁环、扔沙包或者放自己糊的风筝。一天下午，我学着那些大孩子从晾台上攀到屋顶放风筝。当风筝飞起来后，便得意洋洋地坐在屋顶尖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也来到了晾台上，见我坐在屋顶放风筝，便大声喊我下来。我本不想理他，但又怕他向父母告状，加之还有事情要问他，于是极不情愿地收回风筝，从屋顶翻了下来。
“小朋友，以后可千万不要再上屋顶放风筝了。一来危险，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二来容易踩碎屋瓦，下雨就会漏的。”老先生操着尖细的湖南话对我说。
我应付地点了点头：“知道了。”随后，便问道，“罗爷爷，听一楼的姐姐说，你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这是真的吗？”
老先生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是啰！”
“那太好了！”当时我刚担任班少先队小队长，总想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给大家露一手。李姐姐的话得到了证实后，我便想到请老先生给班小队讲讲毛主席的故事，这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小队活动吗？
“罗爷爷，既然你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毛主席的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班少先队员讲一讲毛主席的故事？”
老先生听我这么一说，沉默了好一会，最后总算点头同意了。
我们班有３０多人，由于刚刚组建少先队不久，整个小队也就七八个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上完课后，我带着同学来到我家三楼晒台上，听老先生给我们讲毛主席的故事。老先生从怎么认识毛主席讲起，一直讲到他以后又在北京大学与毛主席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事情。虽然天色早已黑了，但同学们都听得十分入神。最后，还是老先生打住了话题，说时间很晚了，大家都要回去吃饭了，以后再跟同学们讲。
请老先生给我们讲毛主席故事一事，后来在学校传开了。当时我很得意，以为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哪想到两天以后班主任对我说，以后不允许再组织这样的活动。要是不听话，就不让我担任小队长了。至于为什么，班主任没有讲，我也不敢问，但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有一次路遇老先生，老先生问我，什么时候再带同学来听他讲毛主席的故事。我支支吾吾地说现在没时间，以后有时间再来。此后，老先生就没有再提此事。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心中的谜才算解开了。老先生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这不假；但是，老先生曾有一段十分尴尬的历史。在当时的极“左”年代，这段尴尬的历史就成了他的污点，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总之只要他开口讲话，就是在放毒。我请他讲毛主席的故事，本应是好事，但在有些人看来，他是在毒害青少年，是在夸赞自己，为自己涂脂抹粉，当然就不允许我组织同学再去了。现在回想此事，真是可悲也！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切都乱套了。刚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玩，当红卫兵“破四旧”砸尼姑庵“龙华寺”的泥菩萨时（龙华寺离外东区有１００米远），我还跑去看热闹。但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当附小的一位女老师自杀后（她的孩子与我同班），就越来越感到不好玩了。学校这时也停课了，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就呆在家里用石膏粉做毛主席像，或是养鸡喂鸽子。
老先生这时也不去校图书馆上班了，而且很少下楼，整天呆在房间里不是看书，就是伏案写材料，有时也去晾台上走走，或是搬把藤椅坐在那里，紧锁着双眉，久久地望着对面的蛇山沉默不语。遇见我时，他还主动地向我打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也就在这时，我听同院的大孩子说，老先生历史上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是叛徒。他过去叫“罗章龙”，现在改名叫“罗仲言”了。听了此话，我对老先生过去的好感顿时消失了，反而觉得老先生是个坏人。但随后发生的事，使我改变了这些看法。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时，家里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翻箱倒柜，进行抄家。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到，红卫兵拿着抄出来的几封潘梓年写给父亲的信，对他进行责问：“大叛徒潘梓年为什么要给你写信？你和他之间是什么关系？”
“潘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通信是向他请教几个哲学问题。”父亲不卑不亢地回答。
红卫兵狂叫道：“什么潘老潘老的，他是一个大叛徒！你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潘梓年是谁？真是大叛徒吗？我不敢问父亲，但却牢牢地记住了“潘梓年”这３个字。（注：潘梓年是原中原大学校长，后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书记、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我父亲在中原大学时期曾任校部秘书科长，以后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哲学教学工作。）
没过几天，老先生也遭遇到了此事。一群红卫兵不仅抄了他的家，而且还把他拖到楼下进行残酷批斗。我站在二楼窗户前，看着楼下一大群激愤的人们将老先生包围在中间，不时地被人推来搡去。此时已是深秋，他仅穿了一件薄毛衣，弯着腰，低着头，浑身颤栗，一头白发显得是那么的凄凉。在震耳欲聋的批判和口号声中，他犹如一片树叶在波涛中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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