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作者：马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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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８日早饭后，我们６２级在３８斋分班学习批判。６２级当时分成了３个班，考古班（１９６３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１９６４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１０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３８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６１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２０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６４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当日下午，工作组分头组织学生讨论这个事件的性质，大家认识不一，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这是革命行动，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有的则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是无序乱斗。有的人该被批判，如杨绍明，他是中央点名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杨的儿子，但斗争过火了；揪斗者中有人出于“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他们的要求受到校系党组织的反对和阻挠，于是便自行其是，充其量是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犯的错误。我的看法接近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结论，避开工作组而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所以，工作组派我到世界史教研组去协助郝斌发动中青年教师。
后来，“六一八事件”被中央定为“革命事件”，３８斋东门被人们称为“斗鬼台”，被视为文化革命中北大的一个“革命圣地”。北大“革命造反派”每月的１８日都要纪念这个日子，纪念“六一八”×周月；每年６月１８日都要纪念“六一八”×周年。这个事件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开始了全国性“乱批乱斗”，其影响极大、极其恶劣。
向“钦犯”通风报信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晚饭后，同学们纷纷拥向东操场，因为传闻中央文革成员们要在那里给北大师生们讲话，发表重要指示。还听说：中央文革小组在前些日子已到北大，副组长江青放言：“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广大师生要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以免自己跟错人，站错队，都奔向东操场。东操场霎时间人山人海，不仅有北大师生，而且还有附近单位的人，包括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讲话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不承认张文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韶华的母亲）是亲家。因为张文秋“在新疆就成了叛徒，出卖了毛泽民同志”。解放后张文秋“为了保护自己，让她女儿张韶华嫁给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她们母女不是照顾毛岸青，而是在迫害折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毛岸青”。还说“张文秋另一个女儿张韶林在北大西语系，也不是好人”。第二件事说历史系教师郝斌是坏人，郝斌曾说李讷（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出身富农，并在四清中跟踪和迫害李讷。
江青等人本来是对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搞突然袭击，张承先闻讯后赶到东操场，已无法上主席台，便在一个篮球架下听她讲话。江青知道后，反诬张承先不迎接中央文革小组。她的话激起了红卫兵对张承先的极大愤怒，北大附中著名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朋竟解下腰上的皮带，抽打张承先。
后来讲话的有康生、陈伯达（他讲福建方言，怕人们听不懂，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做“翻译”）、戚本禹、李雪峰、朱德等。当时我有些崇拜康生；深感李雪峰讲话很尴尬，既要以领导身份作指示，又要对委派文化革命工作组作检讨。使我最愤愤不平的是，在朱德讲话时，江青及其随从在大庭广众之下撤离，对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太不尊重了。
散会后，听西语系学生议论说：张韶林（年级同学称他为张姐）闻听江青点她名后，怕大难临头，逃走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认为江青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讲自己家里的事，而且起码讲郝斌迫害李讷不符合事实，郝斌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李讷。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我坚信郝斌不是坏人，决定冒冒风险，给郝斌通风报信。
第二天清晨，我到郝斌宿舍，告诉郝斌昨晚江青点名说他和张韶林是坏人，张韶林昨夜逃走了，他不走就会大祸临头。我说完就急忙离开了。在回宿舍的路上，碰到一批要揪斗郝斌的历史系同学。从此，郝斌遭受了一次次无情而残酷的批斗。
革命的战斗队和革命化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并为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红卫兵战斗队、兵团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现。红卫兵组织有的有成千上万人，有的只有一两个人，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挖空心思给自己的组织起一个革命的名字。北京大学有“东方红”、“井冈山”、“新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兵团”等。历史系的战斗队有“红梅”、“战地黄花”、“缚苍龙”、“红色清道夫”、“硬骨头”等等。
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取名为“１２２６兵团”，即１２月２６日是毛泽东的生辰，意思是“紧跟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６日，由胡德平、刘国政发起，有罗昭、刘俊文和我参加，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走毛主席过去走过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我的出身条件，特别是当时我是越南留学生辅导员，便于找学习地方，他们谦让，推我当召集人。从那时起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参加社教运动前，还组织过几次到海淀某生产队劳动，与农民交朋友，所以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起名“１２２６兵团”。我被推为兵团负责人，人们戏称我“马司令”。
“１２２６兵团”也曾分化，有的人去了“井冈山”，成为反聂派。我在１９６７年又参加一个中间派，由历史系、物理系等组成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革造”，我曾任宣传部长，支撑“革造”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回“新北大公社”，并且发展为跨系组织，主要以历史系６２级为主，还有俄语系、东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方针是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打内战，不打派仗，不武斗。对我们不满的人称我们兵团为“谈恋爱的俱乐部”。他们的指称也事出有因，因为我们兵团到１９６８年已有四五对谈恋爱的。我系６２级的陈育宁和汤筱芳，６２级朱友华与俄语系王瑰梅，６２级谷长岭与历史系６３级叶凤美，６２级陈家稼与俄语系楚绍华（后来没成），有人还造谣说我与东语系一个同乡谈恋爱，其实我早在１９６５年秋就同老家的刘定玲确定了关系。我们兵团搜集出版过关于刘少奇的材料，写过《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１９６７年秋我带东语系王金地离校两个月，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同陈育宁、汤筱芳离校逃避武斗，在军宣队进校前夕返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走出校门，杀向社会。红卫兵砸毁老字号的店铺招牌，更改街道名称，任意揪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闯入民宅查抄私人财物，焚烧古迹名著，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北大有人要砸毁西校门外一对石狮子和烧毁图书馆的藏书，被周总理闻讯制止。此时在同学们和教师中掀起了一股更名高潮，有的自动改名，有的被迫改名，仅举北大历史系几例：６３级李金顺改名为“李革命”，６２级女同学李毓芳改名为“李铁锤”，６５级女生钱凤娟改名“前进”等。北大历史系青年教师马林彪遭到红卫兵们通缉，说他不能与副统帅同名，而且“马”可以发音为“骂”，要骂林彪，将罪恶滔天，他被迫改名“马忠理”，意为忠于马列主义理论，忠于“马列主义顶峰”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有的战友对我说，你名叫生祥，意在降生吉祥，有封建迷信色彩，建议我改一名字。我反复思考后改名“马赤兵”，不过此名仅用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