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作者：马生祥
字体： 【大 中 小】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火线，转到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巨浪中挣扎。幸而本人出身“红五类”（即指家庭成分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的人），生性又较为平和，才平安而平庸地度过了十年浩劫。在这１０年中我既未飞黄腾达，也未受皮肉之苦，只是精神经历了炼狱的洗礼。回忆这段历史并进行反思，有助于自身过好后半生，也对后辈有所启迪。
关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７时，我在北京大学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聂元梓等７人在５月２７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即后来被毛泽东誉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广播当时在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听到，而我却可以身临其境，并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大字报的出笼的内幕，这也算是一种“有幸”吧。
我自１９６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在怀柔县杨宋各庄公社张各庄大队搞“社教”运动，因为之前我曾参加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主抓过“清理阶级队伍”，与社教工作队中的清华大学学生相比是“有经验的”，因此当时负责查证一个当过伪军的人自首他在“讨伐”中杀了一个老百姓的问题。为查清见证人的准确住址，到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档案。清晨我骑自行车从张各庄出发，查完档案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无法在天黑前返回住地，只得回北大住宿。
回到北大食堂就餐，与餐友们久别重逢，大家交流校内校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了解到聂元梓等７人大字报贴出后，支持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一派与支持聂元梓一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
到了晚上７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此可见党中央是完全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北大校园立即沸腾起来，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占了上风，而“誓死保护校党委”的一派立刻土崩瓦解。听完大字报后，人们彻夜不眠，议论纷纷。我便到哲学系一些青年教师中听介绍，了解了聂元梓的一些情况和大字报出笼的些许内幕。
聂元梓并非寻常之辈，她的哥哥聂真和姐姐聂元素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她本人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之前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十二级干部（十三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北大的社教运动中是北大社教工作队负责人，是张磐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常溪平（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主要依靠对象。“社教”中眼看要整垮陆平，北京市委插手，张磐石、常溪平等代表北大社教工作队向陆平为首的北大校党委赔礼道歉，北京市委派秘书长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任校党委副书记，以加强党委的力量。聂元梓见大势已去，开始退却，嫁给比她大２０岁左右的年近七旬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５级干部），以求保护。康生为了搞臭自己的对手——当时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便以北大作为突破口，派其妻曹轶欧到北大煽风点火，“往上搞”。这次写大字报就是受到“通天人物”的支持。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全文，可见此言不假。我领悟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定了，教育部也难幸免。
我于６月２日晚回到张各庄，次日工作队召开会议，通知我和同班学友徐圣选近日回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的队友们有的幸灾乐祸地对我俩说：“你们回校后，要狠批北大校党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呀。”我“回敬”他们道：“整个教育界都被定为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蒋校长（蒋南翔）是教育部长，也难免干系，你们清华问题不会小于我们北大。”果不其然，此后态势发展不幸被我言中。
向被批斗者示好问候
６月６日下午４点左右我回到北大，直奔３８斋５楼。推了一些房间，都无人，我断定同学们在开会，便推门进了会议室。只见同学们坐着凳子围了两三层，年级党总支委员许保福坐在中间的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扶手上有笔记本，他不停地记着什么。许保福是福建人，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同学们叫他“老相国”。我按往常惯例，快步走向许保福，向他示好，并伸出一只手欲同他握手。他当时木然，没有任何表示。我感到惊讶、尴尬，心想我没有犯错误呀，怎么领导对我如此冷淡呀？再看周围的同学们，对我也不像往日友好，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尤其是我们“毛选”学习小组的两个同学，神态鄙夷而愤怒，使我极感纳闷。这时徐圣选把我拉到阳台上，悄声说：“今天，许保福是批判对象﹗你先向他问好还行？昨天批判斗争了王彩霞。”
王彩霞是我们历史系６２级的党支部书记，辽宁抚顺人，调干生，比同级同学大五六岁，平常关心帮助同学，人们叫她“王大姐”。怎么搞的，往日深受尊敬的“大哥”、“大姐”都成批判对象了？
徐圣选还向我介绍，在６月４日下午４点，咱们级同学回校后，刚把行李放进宿舍，立即集合批斗了胡振纯和承庆昌两个同学。
胡振纯毕业于北京四中，高考成绩优秀，但据说其父是“还乡团长”，在１９４７年被镇压；其母是戴帽地主分子，两个哥哥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是军统特务，一个姐姐是右派。有人“揭发”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过“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被“内定”为“反动学生”。在同学们参加“社教”期间，他在校内接受劳动改造。
承庆昌的祖父曾任清驻藏大臣，是满族贵族出身，当时的外交部大楼是他家府第的一部分，有人“揭发”他说梦话时咒骂过周恩来总理，也早在１９６４年秋被内定为“反动学生”，没让他参加社教运动，两次社教期间都在校内接受劳动改造。
听了徐圣选的介绍后，我内心茫然：中央讲得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彩霞、许保福只是党内最基层干部，能算上当权派吗？况且他们出身“红五类”，根正苗红，表现积极，充其量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被人利用问题，应当教育争取，不应推向“敌人阵营”，否则怎么团结干部和群众的两个９５％呢？“反动学生”固然该批判，但他们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我不赞成前几天的做法。我出身贫农，父亲是１９３８年３月参加革命的基层干部，我之所以能上北京大学，主要得益于党的政策。在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必须听党的指示，按校系文化革命工作组的指示办。
“六一八事件”
不久，历史系开会，文化革命工作组与系里师生见面，工作组长是煤炭部部长李清和；副组长有两个，一个是海军司令部航空作战部副参谋长刘世雄，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处副主任张晋德；工作组成员是几名大校军衔的军官。他们在会上介绍了“二月提纲”被否弃和“五一六通知”产生的过程，介绍中央和北京的局势和情况，发动师生们揭发历史系和北京大学“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世雄，他身材魁梧，能言善辩，见机行事，所以我当时信赖他。在历史系，工作组没有支持奋起揭发批判的“积极分子”，而是从共产党员中物色和培养骨干核心。刘世雄希望出身工人家庭的女共产党员赵淑香成为６２级的负责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中央文革批评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镇压革命运动后，北大校系文革领导小组中有８０多位将军写大字报为张承先辩解，而且校广播电台广播了他们的大字报。从这份大字报签名者有如此多的将军可以看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北京市委是重视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他们想把北大搞成有序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样板，这不符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只有大乱，才能大治”的策略，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最终被撤走了，让各校师生自己解放自己，选举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和系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