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赵丹最后的日子
作者：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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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的梦并没有结束，他还想与女儿赵青好好讨论，再写一本《赵氏体系》，他还想有生之年能再次回到银幕。
机会终于来了。１９８０年，中日两国合拍故事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中的主角——中国棋王况易山，准备请赵丹饰演。只是，赵丹却因胃疼，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疼痛虽然越来越加重，赵丹却只想尽快出院，眼中闪着泪光，诚恳地对医生说：“我是个演员，可是将近１５年没上银幕了。近年来，想拍的电影也不能如愿。唉，我阿丹命苦啊！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快点检查，没什么大病就早点出院，再去拍几部电影……”当北京电影制厂邀请赵丹出演况易山的电报到达赵丹手中时，赵丹马上就要出院。与医生的对话中，赵丹感觉到自己可能患上了癌症，他问：“我是不是生癌了？”接着又毅然地说：“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手术，如果不能手术，我现在立刻出院，我想拍完这部片子。”
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赵丹被转送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治疗。然而，癌症病魔无情地吞噬着赵丹，他最终没能出院。昏迷中，他似乎仍然在琢磨着电影角色，说着台词。清醒的时候，赵丹会思考一些关于中国文艺的大事。他仍然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他愿意在弥留之际，向世人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
１０月初，中央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胡乔木去医院探望赵丹，赵丹就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倾吐着自己的肺腑之言，并让黄宗英做了记录。胡乔木频频点头，临别前还要黄宗英将这些意见整理成文，以便发表。
黄宗英将整理好的文章迅速交到《人民日报》袁鹰手中。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著名的“赵丹遗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文如下：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加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三十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权力又高度集中时。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原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１９６０年试镜头以来，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上真理。陋习，更不能尊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８０年９月于病床上
“赵丹遗言”得到巴金、冰心、夏衍、曹禺等许多文化名家的大力支持和赞扬。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曹禺则称赞：“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然而，此遗言也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平息争议，金山还写了一篇“转弯”的文章。
袁鹰也对“赵丹遗言”作过深刻的思考，他写《送赵丹远行》，提及“遗言”时说：“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和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
“遗言”发表后的第一天，《赵丹书画展》在淮海公园揭幕，共展出６９件留沪作品。参观者多达８０００余人，盛况空前。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赵丹书画展》在沪开幕的消息，赵丹听到了，他微微地笑了，笑容中有泪光闪烁。
次日，也就是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凌晨２时４０分，赵丹告别人世，享年仅６５岁。
责任编辑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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