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赵丹最后的日子
作者：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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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赵丹，解放前就是世人熟知的电影明星，他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解放后，他所拍摄的《乌鸦与麻雀》，在周恩来的亲自提议下获金质奖章，以他为主角的《武训传》更是迅速风靡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然而，随着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所导致的风云突变，赵丹受到了批判。其后，他虽然拍摄了《海魂》、《林则徐》、《聂耳》等几部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但自１９６５年拍完影片《烈火中永生》之后，他失去了拍摄电影的权利。文革中，赵丹被长期关押，遭到非人的摧残，差点被整死。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面貌大变，赵丹终于迎来十年浩劫后的第二个春天。他兴奋之至，认为自己可以再回到痴爱着的电影银幕上，可以塑造自己梦寐以求的周恩来、闻一多、鲁迅等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了，可以自编自导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搬上银幕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直至１９８０年病逝，他始终没有拍过电影，这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病床上，赵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变得面容枯槁，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可是，他内心的痛苦和遗憾却与日俱增，他有许多话想说出来，他有许多困惑想要解开。
为什么“最有能力、最有条件演周总理”的他，却最终在影片正式开拍前被别人替代？
赵丹痛苦地回忆着。
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大河奔流》，赵丹被邀扮演周恩来。他高兴极了，对家人说：“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银幕，全国就数我最有条件。和周总理经常接触，我太熟悉他了。我演周总理，不仅会形似，更重要的是能神似！因为我和周总理是老朋友了，我最有资格演他。”这是周恩来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赵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其中，没日没夜地研究周总理的文献资料，从自己的记忆以及周总理的记录片中揣摩周的一言一笑，他还不惜整容，在大夫的帮助下把鹅蛋脸变成周总理的方脸……试拍一些镜头后，人们惊呼：“周总理又活了！”可是，影片就要正式开拍了，赵丹却接到不让他扮演周总理的通知。他气疯了，找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甚至找文化部的部长理论……然而都无济于事。最让赵丹怒火中烧的是，有谣言称：“旧社会时，赵丹与江青就有关系，而且生下了赵青。”这本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可是有的领导竟因为这一谣言而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总理。
想到这些，赵丹真是百感交集。他的思绪又回到拍摄《闻一多》的往事当中。
妻子黄宗英为减少赵丹的苦痛，开始动笔写《闻一多》电影剧本。剧本写完后，赵丹的好友、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准备拍摄，并决定请赵丹主演。演好闻一多，这也是赵丹的一大宿愿，早在１９５５年他就出演过一个闻一多式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框框限制，他并不满意。这一次总算又有机会了。他再次得到心灵的寄托，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角色的揣摩当中。他还特地到天津采访闻一多的夫人及长子，并与闻一多长子闻立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闻立鹤真切地希望赵丹能出演自己的父亲，也相信赵丹一定能演好的（这一事实，系闻立鹤的女儿高晓红对笔者所讲）。可是，又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一电影也下马了。黄宗英为此痛心：“啊，一个电影艺术家，想演个戏怎么这样难呀！一次次渴望，竟都成了泡影，成了失望。遗憾，多么痛心的遗憾啊！”赵丹的痛苦则不言而喻。
还有饰演鲁迅，从１９６０年试镜头以来，赵丹的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２０年了，他却始终无法完成这一愿望。这对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赵丹，内心真是有无比的痛苦。他一生拍过４０部电影，参演过５０多台话剧，可是，正当他的艺术经验达到最丰富的时候，他本以为可以拍出最好、最美的作品的时候，却由于种种框框架架，使他失去了一次次的机会。
当然，除了框框架架成为障碍外，赵丹无法再上银幕，似乎还有深层的原因，即所谓的“政治原因”。在李辉的文章中，笔者注意到黄宗英的两处回忆。
一处是“文革”刚刚结束，赵丹仍被冷落的情况：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致使“文革”结束后也没有结论。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说：
“笑话！你们入狱的５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
另一处是关于赵丹对“政治问题”的态度：
这批材料（指“文革”期间赵丹的交代材料）是“文革”后发还的。“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运动复查组曾找他来签字，上面写着“属人民内部矛盾，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说：“你们说哪句是错话，哪件是错事？立案是为定叛徒罪，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签。”来人说：“已经是内部矛盾了，你就签了吧，将来使用起来，还是要查档案的……”
赵丹猛地一拍桌子：“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我会让他使用？！”
我也对他们说：“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你们先拿回去，以后再说。”
来人说：“你要不签，别人怎么使用？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
事情弄僵了，赵丹补了一句：“我不是针对你们。复查政策应准确。我不是针对你们。”
他们走后，赵丹又嘀咕开了。他说：“我这样发脾气，他们还会整我。”晚上他老叹气，做噩梦，说梦见奇形怪状的孩子跟前跟后地追他，是“犯小人”，担心不放过他。他问我说：“是不是还是签了？”我劝他：“忘了它！找你再说。”“忘了它！”从此成为我们家传的口头禅。我们不是史学家、政治家，我们怎能弄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等悲剧。我们只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和老百姓一样，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也总得过下去。他说：“要是关在里面，有这个结论也就签了。”他老是这样，一下子发火，然后又会嘀咕。
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是在他去世之后。过了一些日子，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说：“复查组重新讨论了，结论也重新写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他们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后来，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这就是说，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赵丹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象，够了。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春天已经来临，但文革留下的阴影乃至严寒仍长期存在。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赵丹从绘画中寻找乐趣。他结识了富华、陆俨少两位画师，经常创作中国画，将晚年绘画作为他主要的艺术活动。画作中常有其真情的流露，在一幅白芍的画上，赵丹题诗：
一生多蹉跎，
老来复坎坷。
不羡大富贵，
泼墨写白芍。
只是，绘画并不能消去他的痛苦。陈丹青说过这样一件事：“听沪上去过他（赵丹）家的人说，那些年他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来客夸好，他忽然吼道：‘我是演员！我是演员！’同时眼泪就流下来。”
他也写作，撰写《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二书，前书凝结了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心血，后书是他苦与欢的人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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