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红军长征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作者：王 谦
字体： 【大 中 小】
四渡赤水，毛泽东平生的得意之作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方针指挥下，红军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强渡乌江，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有３种可能，一是向东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因此，蒋介石估计第三种可能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但蒋介石还是在这３种可能的地方都作了布防。遵义会议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此时中央红军只有１５个团３万余人了，而且没有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两门山炮，更甚的是没有后方根据地作依托。面临蒋介石１５０多个团几十万重兵的重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红军当时处在乌江和长江两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在敌人重兵的包围之下，形势相当不利。根据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四川境内军阀之间矛盾尖锐，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建立了大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入川，可以得到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利用军阀矛盾，求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决定：渡赤水，过长江，北上四川。随后红军便按照部署行动，打响了赫赫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１月９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开进，准备渡过赤水。此时的红军已不是３个月前的红军了，他们扔掉了笨重的坛坛罐罐，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可谓“轻装上阵”。蒋介石得知红军的去向后，急忙调来了川军的４０多个团来封锁长江，到２４日至２６日红军占领土城、习水等地时，川军的６个旅也先后到达了土城、习水、赤水等地，阻击红军北进。鉴于情况发生变化，红军便给敌人打击后挥师向西，以凌厉的攻势，冲破了敌人的阻拦，在贵州的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这即一渡赤水。红军渡过赤水后，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见红军奔向川南，便急忙调整兵力，再次部署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为了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消灭敌人，并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红军部队又一头扎向川滇边的扎西。几天后，国民党军便纷纷向扎西逼来。见敌人向扎西逼来，红军则来了个出敌意料之外的行动，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突然从扎西调头东进，于２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境内。这样就把敌人远远地抛在长江两岸了。
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迅速占领了桐梓，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则把他的部队撤退到遵义附近的娄山关凭险扼守，他本人也亲自赶到遵义“督剿”，企图阻止红军夺取遵义。敌吴奇伟部也从贵阳驰援王家烈。娄山关雄跨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关侧群峰如剑，高耸入云，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把守娄山关的是敌王家烈的一个师，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守敌狼狈逃窜，红军则乘胜追击，再次占领遵义。这次战斗，共歼灭王家烈的两个师，王家烈本人从遵义仓皇逃跑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后，又迅速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军队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立即跳出敌军的合围，再次转兵西进，于３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回头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３月２１日晚至２２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一带四渡赤水河。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此时正在贵阳督战，未料到红军兵临城下，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助战。毛泽东事先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即大踏步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突然又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于５月９日全部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中央红军一过金沙江，就摆脱了数十万敌军追堵拦截的圈子，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后取得的，重新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粉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
在红军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逐步展开的。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两大主力红军在懋功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１０多万人。两支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长征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使本来令人鼓舞的前景又蒙上了令人担忧的阴影。张国焘分裂红军在１９３５年４月便有表现，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野心膨胀，置党中央电令而不顾，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率四方面军渡过涪江，到达理番，拟西征或南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鉴于这两支主力红军都处于战略转移途中，均无后方根据地依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地理、民族、敌情等情况后联名致电四方面军，认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但张国焘此时情绪悲观，估计长征是已经失败，认为红军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国民党军的休战。基于对形势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他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给党中央的复电中，提出红军经阿坝草地西进北上，占领青海、新疆，如果遇到困难，就暂时向西南进攻。
为了说服张国焘放弃这一错误主张，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又两次联名致电张国焘，系统阐明党中央战略方针的正确，批评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６月２６日，在懋功两河口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勉强同意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但会后又搞阴谋活动，破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７月中旬，他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不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团结红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组织上进行充实调整。芦花会议决定，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这才勉强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对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进行了坚决回击。
８月３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１、３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１、３、５、３２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４军、３０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９军、３１军、３３军和红一方面军的５军、３２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玩弄两面派手法，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相对抗，当主要由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行至葛曲河时，张国焘以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为借口，命令部队停止行动，还重提他原来向西南推进的主张。鉴于张国焘一意孤行，在８月２０日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驳斥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荒谬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