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红军长征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作者：王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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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经过艰难险阻，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其间有几次重大转折，对红军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具有关键作用。
黎平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路线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执行者实行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以及红２５军也先后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们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迅速调集了４０万兵力、几十架飞机，在赣南、湘粤边、湘东西、湘桂边构筑了４道封锁线，命令粤军、湘军、桂军和他的嫡系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和尾追。前３道封锁线，红军未经过大的战斗就通过了，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们把战略转移当成大搬家，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过于庞大，坛坛罐罐的拖累过重，行动迟缓，主力红军为完成掩护任务，行军、作战都显得十分疲劳，战斗损伤虽不大，但疾病、逃亡、散失减员都较多，部队仍然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据资料统计，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３７００多人，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９７００余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８６００余人，共计损失２．２万余人。这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８．６万余人，过了３道封锁线后就只剩下６．４万余人了。
中央红军突破３道封锁线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目标。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意图，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然后再反攻消灭敌人。蒋介石急忙调集１５个师近４０万大军，拼凑了５路“进剿军”，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精心部署了第４道封锁线，沿江一侧修筑了很多碉堡，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从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１日凌晨，红军经过艰苦作战，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才渡过湘江。但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红五军团第３４师、红三军团第６师第１８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官兵被阻于湘江东岸，大部牺牲，这就是红军长征途中空前残酷的湘江血战。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４道封锁线，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到达湘江边时的６．４万余人，过了湘江全军只剩下３万余人了，损失过半。本来红军是有两次机会可以减少伤亡渡过湘江的，一次是红军攻占临武后，湘军刘建绪部还没有到全州，灌阳、汀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扔掉那些坛坛罐灌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的，结果丧失了这宝贵时机；另一次是红军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之间的６０里地湘江两岸后，在此区域有４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也已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１６０多里路，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少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红军战士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灌，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前后磨磨蹭蹭走了４天才到达湘江边，此时敌人已布下重兵扼守。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由西延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即改变军事部署，将其兵力向黔阳、洪江地区调动，布置一口袋形阵势，等待红军钻入而一网打尽，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北去湘西的途中。何键奉命下达新的“追剿”计划：以一部兵力会同桂军尾追红军；命令贵州王家烈以有力军事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挡红军西进贵州；集中湘军主力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前后围歼红军。面对新的形势，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博古（即秦邦宪）、李德仍然不肯改变他们的行动计划，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有可能钻进蒋介石设置的口袋，中央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挺身向中央建议：放弃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１２月１２日，在占领湖南通道城后举行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阐述了去贵州的主张，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去湘西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领导的赞同。
１２月１４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进军方向问题。李德仍主张将红军折入黔东，然后北上湘西。毛泽东坚持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断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张闻天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同意中央红军由黎平西进，渡乌江而深入贵州，放弃北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红军向遵义西北前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后，１２月１９日，中央军委立即作出了中央红军转向西进的行动部署，向遵义地区进发。黎平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原定的路线，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历史上称之为“黎平转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在这里得到休整。当时国民党军队后追前堵，中央和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总结几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适应这种要求，于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然后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会上毛泽东等人发言，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应采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明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突围问题上，我们没有较早地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转移、保存实力；在突围中又表现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实际为总书记。接着，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３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其最直接的成果是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