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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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正回忆 沈国凡整理
神秘的秦城监狱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６日，也就是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辆轿车开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车上走下来一位年轻人，将我接上了轿车。
轿车沿着北京宽阔的街道，向着西北方向飞驰。从车窗向外看去，北京已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昔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被欢庆胜利的大红标语所代替，人们的脸上有了笑容，街头上摆小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许多学生和青年工人手中拿着书本，正在匆匆忙忙地赶路……看到这一切，我顿时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心情一时难以平静。
通过车上的相互交谈，我认识了这位前来接我的年轻人名叫杨富年，湖北人，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担任书记员（特别法庭成立后担任第一审判庭书记员）。
１０时左右轿车到达位于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这座位于燕山南麓的监狱，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险峰峻岭，连绵相接，如同一把钳子，将这山下的监狱牢牢地钳住。山岭上树木葱郁，隐约可见古长城的断壁残垣，蛇形般绕着山岭。北面山顶的最高处有一个三角点，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建国后我随部队南下，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干过一段时间的公安工作，早已知道这座监狱，但这次却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面对着眼前那隔断人世的高墙，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里一共关押了５００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在这里被关押１０年之久。以后我看到狱监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对待被关押的老干部时，名义上是“关心生活”，实际上炒鸡蛋时连蛋壳都炒在里面，致使这些老人无法吃菜，只能啃点窝窝头充饥，还有的在这里被迫害而死，文革中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营。
这座监狱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现昌平区）境内，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秦城监狱。这座建于１９５８年的秘密监狱，此前归公安部管辖，主要是关押国民党重要战犯、美蒋特务和重大案件的案犯。当时有４个监区，４００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到了１９６８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４００间监房，将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监狱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成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民族精英们的一座“据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于神州，秦城监狱扩建成特级监狱便是一个缩影。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领导筹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不但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而且妻子郝治平也被关进了这座监狱。
江青三十年代历史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冤案
文革中罗瑞卿妻子郝治平被关进了这座由他一手兴建起来的监狱。事情还得从江青身上说起。我是到秦城监狱参加预审后，从大量的材料中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及其起因的。
那是１９５４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江青随毛泽东主席来到西湖边上的杭州。
有一天，江青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她３０年代在上海的一些丑史，并要她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信的末尾没有署名，这是一封匿名信。
江青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诬蔑和恶毒攻击，因而她要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侦查此事。后来，毛泽东看了这封匿名信，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也指示罗瑞卿查办。为此，罗瑞卿指示公安部一局、华东公安局及有关省市公安机关立案，组织力量进行侦查。
由于江青的丑史不少与上海有关，匿名信又是从上海发出的，因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也立案组织了人员进行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有关人员搜集了３０年代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接触到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如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后又闹离婚的风波等，这些报刊图片后来都被送到了市公安局保管。
可是，正是这些奉令“侦查”的东西，却给我的公安同事们带来了杀身之祸。
１９６７年，张春桥利用他掌握的上海党政大权，与江青相勾结，由江青派人持尚方宝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出当年“侦查”时对江青历史情况的匿名信所形成的档案材料，然后秘密押送到北京，在林彪家里当场烧毁了。
没有得到这些材料时，江青终日坐立不安，当得到这些材料后，她又终日惶恐，生怕自己在３０年代的这些丑史被暴露。材料被她烧毁了，但当年参加此案的人员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装有这些材料。于是，她便暗下毒手，首先制造舆论，到处大肆诬陷上海市公安局，说是整了她的“黑材料”，然后，与谢富治等相勾结，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有关这起“匿名信”的案件，１９５９年罗瑞卿在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离开公安部时，曾对接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专门作了详细交代，此后谢富治也参加了中央讨论有关此案的会议。
１９６０年，谢富治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名叫江明。她在写这封匿名信时，其丈夫当时是领导干部。她３０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对江青的情况十分了解，直到抗日战争后才去了延安。１９６０年时其丈夫已经去世，她本人也已经自杀。
此案的前后情况，谢富治完全了解，但他却不顾事实，按照江青的旨意，以“侦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和有关省、市的公安局长以及参加侦查的一些干部，逮捕到北京，大都关入秦城监狱。这其中包括浙江省公安厅先后任过厅长的王芳、吕剑光，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
以我工作过的上海市公安局为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小组组长，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老红军黄亦波等２１名局、处、科级干部，５名工作人员共２６人统统被无辜地抓了起来，并于１９６８年２月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飞机从上海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其中警卫处长王济普、档案处长王学纯（女，系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党中央社会部干部）两位同志被摧残致死。黄亦波在被关押７年之后释放回沪，于１９７８年病故。
江青将王学纯迫害致死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她又向王学纯的丈夫下毒手。
王学纯的丈夫杨时，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整风之前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卫科科长，王学纯在党中央社会部工作，他们都多少知道江青的某些情况，在文革前，夫妇俩曾在家中谈论过江青。文革开始后，公检法被军事管制，军管会以杨时夫妇议论江青等问题，将杨时关在机关隔离审查多年，遭受到残酷的批斗，而此时王学纯已在北京被迫害而死，真是被搞得家破人亡。
江青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她要将一切了解她情况的人都斩草除根。
此时早已调离了上海的许建国也未能幸免。
许建国是一位老红军，是党的老一辈保卫干部，与罗瑞卿早已认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许建国从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２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６年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４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兼），１９５９年调任我国驻外大使。就因为他在上海任职期间，负责过公安工作，文革开始后被调回国，然后就是长期被关押和审讯。由于这位老红军不屈不挠，坚持真理，最后竟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