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唐山抗震救灾前后的片断回忆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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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的兵，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所在的连队上过珍宝岛，到过老山前线，可这两件大事我都没沾边儿。前者是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我才入伍，后者是因为虽然人人都写了请战书，但连里只有两个人如愿以偿，去了云南前线，而连队则接受任务去黑龙江。回来那天，全团留守官兵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我们“凯旋归来”，那场面真叫热烈，令人激动，可心里却不是滋味，唉，没放一枪一弹，也成了凯旋的“英雄”？真是惭愧哟。
那时候部队里有两句顺口溜：“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通信兵”，这在我们无线二连很突出。农村来的，时不时闹出个和当地女青年“挂钩拉线”的风流事来，虽然这种事只是个别现象，却让连长指导员大伤脑筋。城市兵在平时有点松松垮垮，也没少给连队捅娄子。只说一件事。连队休息日外出率控制在１５％，有个星期天，几个城市兵凑到一起上街，就像是公园里跑出来的猴子，首先想的是找个大馆子饱餐一顿。那时连队的伙食太差，一天一顿细粮，冬天里上顿下顿的清水煮白菜，没有一点油水，眼睛都锈住了。这就闹出了个沈阳市的“园路餐厅”事件，几个兵和老百姓发生了纠纷，把餐厅给砸了。个别市民很会“上条子”（指夸大事实），对赶来处理纠纷的团领导说，２０多年没看到国民党了，这下又看到了。你说这事儿，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不说，闹得全连抬不起头来。
尽管二连出了不少“个别现象”，可有一样也是全团公认的，军事技术过得硬。即使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也没忘了“天天练”。用行话说，二连的报务员发出的电报是“一个调儿”，只这一点，是其他无线连队学不来的。遇到个突发事件，执行个特殊任务，团长首先会想到，派二连去吧。我在二连整整１０年时间，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技术本领也一年一年地传下来，二连称得上是通信团当之无愧的“王牌”。
赶赴灾区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凌晨，我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醒来。当我和战友们跑出宿舍时，大地还在黑暗中摇摆。大家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但震中在哪里，灾难有多重，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确切的消息。前一年，即１９７５年２月６日，海城、辽南一带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们连派出两个电台，到海城执行抗震救灾的通信保障任务，我在海城待了３天。时间虽短，印象却极深。听海城驻军一位战友说，地震时，先是感觉大地在上下跳动，隆隆作响，使人寸步难移，灰蒙蒙的夜空电光频闪，可怕的地光预示着灾难的降临。数秒钟后，上下跳动的大地变成左右摇晃，当人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大地在一分钟之内已恢复了平静。
海城地震的经验使我感到，如果震中发生在我们所处的沈阳，那么不过是一次４级左右的轻微地震，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如果我们经历的只是一次强烈的“震感”，那么震中离我们越远，震级就越大，造成的灾难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地震后的第二天上午，连里接到命令，派出分队去唐山抗震救灾。
我所在的电台再一次接受了抗震救灾的任务。
那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天灾人祸，坏消息不断，我个人的入党问题也是一波三折。那年５月，连党支部讨论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填了《志愿书》，报营党委审批。这对我来说，入伍６年多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是个天大的喜事。可就在这期间，却出了一个想不到的事来。
５月初，连里文书外出学习，连长决定让我代理几天文书工作。文书工作相对轻闲，平时除了管理战士档案，处理少量文字事务外，可以找个借口自由活动，不受连队学习和训练的约束。
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从北京探家归队的战友带来很多“小道消息”。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这时也不再盲从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始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特别是总理逝世以来，从上级下来的指示是“丧事从简”，并借此名义，不许进行各种悼念活动。我们连胡军的父亲是和总理同一天去世的，这位１９３０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好像死得“不是时候”，当地革委会借口“丧事从简”百般刁难，把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视为“民主派”，贬损他们的历史功绩。大家在暗地里对江青一伙没少揭老底儿、说“坏”话。战友们私下里传抄着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
我抄录了一首据说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词《诉衷情》：“父母忠贞为国酬，何尝怕断头。今日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我用圆珠笔把这首词抄在一张香烟的锡纸上，压在枪库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这天上午，我正在连队俱乐部里出黑板报，台里（指电台）战士李建国急匆匆跑进来对我说，快去枪库看看吧，你抄的那首词被宣传股黄干事拿走了。
我心里一惊，当时社会上正在“追查反动谣言”、“追查天安门广场反动诗词”，想不到会查到部队上来。最担心的是如果那首词被认为是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我入党问题怕是要“泡汤”了。那时入党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有的人因成分高，一辈子都别想入党。和我一起出黑板报的老司，技术好又能干，因为哥哥在农村盗窃粮食判了刑，无论他怎样与哥哥“划清界限”，入党要求如何“迫切”，始终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我在陆校当教员时，教研室的孙主任是地主家庭出身，一辈子勤勤恳恳、唯唯诺诺，花白头发了，还在经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直到８０年代初才跨进组织的门坎，一激动交了近千元党费，大家都嘲笑他“傻帽儿”。唉，那个年代的我们是想当“傻帽儿”而不得。为了入党，我说不清主动到炊事班帮了多少次厨，到菜窖“倒”了多少次白菜（连队冬季主要蔬菜，需经常“倒垛”修剪，防止腐烂），休息天义务出了多少次“公差”（连队习惯用语，指干杂活）。想想看，正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节骨眼儿上，要是因为这么个事影响了入党，能不着急吗？
我急忙跑到枪库，办公桌玻璃板下面的锡纸不见了。平时，枪库是严禁他人入内的，只有我和连长各有一把钥匙。李建国说，黄干事是接到“举报”后下来追查的，连长也没有办法，所以打开枪库，叫黄干事把那张纸拿走了。
我感到情况不妙，首先想到了日记本，那里面可记了不少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可能会被认为“反动”的东西，如果被查出来，比那首词的事儿大。那个年代，因日记获“罪”的人很多。
那本日记就装在挎包里，挂在墙上。我伸手一摸，日记还在，这才放下心来。于是我把认为有“问题”的那几页撕下来烧了，有一页只有一段文字涉及现实，索性用墨汁涂掉几行了事。
我把想到的事情处理完毕，大约半小时的光景，黄干事就来了。我暗自庆幸这半小时的“疏漏”，是天赐良机，还是黄干事有意这么做的，不得而知。
黄干事问：“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我装糊涂说不知道。于是他就从文件袋里掏出那张锡纸来，“这是你写的吗？”
我接过来看了看说是。
“你从哪儿抄来的？”
“是毛主席没发表过的，我参军之前就见过。”我想尽量避开当前这段敏感日子，就打了个“马虎眼”，一竿子支到七八年前。
“少扯用不着的，你是最近才抄的。”
一问一答，没有什么结果。黄干事很生气，把那张锡纸晃了晃说：“哼，这也叫诗？一点儿文采也没有，还说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能写这么拙劣的诗吗？”
我心里想，那的确不能称之为诗，准确地讲，应称之为词。至于是不是毛主席写的，还真拿不准，因为的确没有见过公开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