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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苏中立条约》的不同看法
作者：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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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精华》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周英才《王造时“反苏”真相》一文谈到对《日苏中立条约》的历史评价，认为“事实表明，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本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兹归纳如下：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以本国利益为前提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的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德意日３国同盟成立。一直认为中日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的蒋介石认为：“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当时德意日的行动方向不明，德军西攻还是东攻，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皆在未知中。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保无恙，故“中日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但因为英美苏之间的矛盾，倘贸然从事，“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日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我乃决定取舍。……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但现在美苏尚未参战不必急于表态。日本一旦南进，则可自保实力，“以待美日海战之结果”，“如果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蒋总统秘录》第１２册，第５２－６２页）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重庆国民政府实际上交替或同时运用蒋介石所提出的上、中、下三策。正如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认为“自己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
当时的苏联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孤立无援的前期给予中国巨额贷款和武器援助，而且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仅１９３８年ｌ—１０月，中苏空军击落击毁日机２６４架（《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２８２—２８４页）。德日意３国同盟的成立使苏联也受到冲击，虽然苏联政府一再声明在欧洲战争与中日战争中严守中立（实际上一直给中国军援），但确信德、日是苏联潜在的敌人。苏联认为德国正准备攻苏，问题的关键在于苏德一旦作战，日本将如何动作。如果日本不北进，苏联就能避免陷于腹背受攻的困境。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６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向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奋战的英勇的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蒋介石立即复电表示感谢。苏联政府认为：“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斯大林还派日后扬威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崔可夫将军任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苏方数次派员向中方表示：对履行商约应交中方之物资，愿积极运交，其种类包括大炮、机枪、飞机等。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崔可夫等１５名苏联顾问、专家来华，苏方向中方运交了１００架轰炸机、１４８架战斗机、３００门大炮、５００辆汽车及其他军火物资（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第３５－４０页）。苏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实际上也给了苏联很大的帮助，符合苏联的利益。
中国抗战各方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
苏联政府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虽然这是苏联为避免腹背受敌的权宜之计，因为不采取这个措施，苏联势必面临德、日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但显然这个声明有害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使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愤怒的是传言日苏间还有两项密约。
为此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于４月１４日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第三国之间所谓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但应该注意到：就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日苏中立条约》签定的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此次苏日订约基于苏联保持和平，并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无变更。”
４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等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４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就《日苏中立条约》发表声明，认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４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特讯：认为关于苏日条约，苏联政府“业已向我方正式说明，谓此约完全与中国无关，而苏对华政策，并无变更”，“就两国一般直接关系而论，实际上确亦无所变动，西北商务亦正在畅通。”（《中华民国大事记》第４册６９９－７０２页）
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还从英美驻苏大使处得知“日苏此次未另有密件”，所谓日苏间另有两项密约的传闻不确。
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于４月１９日向蒋介石说明，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以后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中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呢？他原已决定：“除由外交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在接到苏方作出的解释后，蒋介石于４月２４日通告各地军政要员，对《日苏中立条约》利害得失作出如下分析：条约对苏有利，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对日本则有害无利。苏联订立此约之用意不外４点：“（一）欲诱导日本海军，策动其南进。（二）鼓励日在东北陆军南进，或转用于中国战争，势将遭到消耗。（三）解除苏联东顾之忧。（四）动摇三国同盟。此外，苏日条约订立后，已使英美对日备战日亟，敌视益深。此项条约订立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其所能抽调之兵力有限，不过六个师团，不足构成太大威胁。日苏在外蒙、满洲问题上的共同声明，虽最足遗憾，且为我始料所不及。但此事纯为目前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也。”（《蒋总统秘录》第１２册，第１３２－１３６页）
也就是说，蒋介石认为日苏条约对中国利大于弊。蒋介石确信德国不久将攻苏，因此决定尽力平息事态，指令各报刊不得刊载攻击苏联的文字。断定日苏、德苏关系不久必将有所变化，决定维持对苏友好关系而对《日苏中立条约》不予置理。
可见上面的事实表明，后果并不像《王造时“反苏”真相》一文所说：“极其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无论是国民党的蒋介石、邵力子，还是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持中间立场的《大公报》，都对《日苏中立条约》表示了理解，中苏友好关系没有受到破坏，汪伪政权的挑拨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是历史的短视
救国会的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９人出于一时的爱国激情，于４月１９日向苏联领袖斯大林发了一个公开的抗议声明，即《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将斯大林的头衔写成“大元帅”显然不符合历史，因为斯大林１９４３年才成为苏联元帅，而成为大元帅则是在１９４５年５月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后的事情），指出了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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