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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与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作者:杨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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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指战员得到解救,可罗荣桓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1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1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在别的时间,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儿。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很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但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罗荣桓一直在思索着这个比释放几百名同志更难解决的问题。罗荣桓一到湖西,就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了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发现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部队和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他来历不明,没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畏罪自杀。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686团当团长。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的配备问题给集总和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1941年2月,中央决定判处王凤鸣徒刑。文件辗转传到山东,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到师部,向他宣布开除其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罗荣桓打算随后把王送到延安,再宣布对其执行徒刑。王凤鸣自知罪恶深重,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罗荣桓立即以陈、罗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二天(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时,又就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罗荣桓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他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罗荣桓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里估计,尊重干部革命的自觉性,但是,碰到王凤鸣这种坏人,就不免要产生失误了。有了过失,他就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的品德,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他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熏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罗荣桓经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吴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了支队政治委员。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日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千万湖西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第115师机关和部队中,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但是,在康生的影响下,山东有些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仍然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杀了不少人。罗荣桓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干预,又挽救了不少干部的生命。
  1940年,鲁南的第3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2人。当时驻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很快停止了。
  1941年,第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纵第二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江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在山纵第2旅未造成严重后果。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到山东检查工作后,才被完全制止。
  为了避免重犯湖西事件的错误,罗荣桓总结了湖西事件的教训,在1940年4月下旬召开的115师鲁南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错误的锄奸方法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只是用简单的审讯拷打,轻信口供,造成锄奸工作的神秘化。结果是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脱离群众,使同情者失望。
  从抓“AB团”到“肃托”,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程度和范围不同地发生过“肃反”方面的“左”的错误。对于这种“左”的错误,罗荣桓每一次都给予抵制,以尽力减轻其对党对干部的伤害。罗荣桓在坚决抵制肃反中“左”的错误时,无所畏惧地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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