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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与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作者：杨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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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县地处鲁西南，在苏鲁豫皖交界处，位于山东省最大内陆湖——微山湖西部。在解放前后单县和苏鲁豫皖交界处的徐州等地被称为湖西地区，历史上著名的湖西“肃托”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带。
1939年9月，日军纠集两万多兵力疯狂“围剿”由罗荣桓领导的我鲁中等抗日根据地。10月间，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罗荣桓率部正准备向鲁南转移时，接到冀鲁豫支队（由115师344旅一部组成，当时在豫北和鲁西南即今山东菏泽一带地区活动，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党委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电报还说，连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4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做“托匪”抓了起来。主持此事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4大队政委王凤鸣。
罗荣桓认为事情重大，立即给王凤鸣发电报命令他立刻停止捕人杀人，同时将冀鲁豫支队的电报转发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将要路过湖西。郭洪涛考虑到这事与115师有关，认为和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更好些，于是打电报与罗商量。罗荣桓决定亲自去处理。他打电报给原115师保卫部长、当时的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要他一起到湖西去。
10月26日，罗荣桓赶到大炉与张经武、郭洪涛会合，随即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然后，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全部带上，同郭洪涛、张经武等，马不停蹄，星夜奔赴湖西。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4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
抗战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当地中共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38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以后该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
1938年12月，由第115师第685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4000多敌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受到湖西群众热情欢迎。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1、2、3、4大队和游击7大队及独立大队，曾发展到8000余人。
1939年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第1大队和第7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4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3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和陇海两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东南角（第686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连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抗日烽火，熊熊燃烧。
然而，到1939年8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300人被无辜杀害。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做托派而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对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波及全党。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影响，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如同10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
二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害。二王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115师报告，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他们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
不久杨得志率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提出：“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也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也抓起来了。此例一开，4大队的营连干部，也一个一个被投进监狱，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彭无力扭转王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陈光反映。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有的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25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了回来。其他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115师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东时，收到了这一封信。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
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的几间阴暗潮湿的下房内，里面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惨遭杀害，而他们的生命也已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罗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还不敢欢呼雀跃，只能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着看到罗政委的身影；夜晚，大家都侧耳倾听，想听出罗政委来到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叨：罗政委，你快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