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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当年抓“现反”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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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书写“反标”，大概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文革时期达到“猖獗”的程度。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这个现象，似同儿戏一般可笑，比如小孩子写“某某人王八蛋”，既不会真的把那人变成“王八蛋”，更不会引发全民性的“神经错乱”。然而在文革时期，却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因言构罪”，以致成为“现行反革命”的更是屡见不鲜。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诚然，绝大部分所谓的“反标”，其书写者的罪名是被夸大和任意“上纲”的，有人无意间的一写一画，一勾一抹，就成了反革命。究其原因，与当时公布的“公安六条”关系甚大。
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6条内容而被简称为“公安六条”。文革中所说的“恶毒攻击罪”源自其中的第二条，即：“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为文革“保驾护航”的法规性文件，其滥施的结果，是逮捕和关押了大批犯下“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三
笔者有一份“清队”期间的资料，记录了吉林省某厅技校“清队”期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孙某的审查处理过程。在“材料目录”上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在备注中有两处写道：“平反撤出”，说明此人在资料中列举的“罪行”纯属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二是盖有某大型国有企业干部档案验收章，可以确认此人的“干部”身份，历史最终还是对他“露出笑容”。
自1968年底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许多多具有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人被关进“反省室”接受审查，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们在“反省室”里遭到非人道的待遇，专案人员对被隔离审查的“九种人”（一说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伪军警宪等）刑讯逼供，进行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
1968年10月19日，孙某被关进了“反省室”。因为他“问题严重”，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孙的父亲于1947年去了台湾，那一年，孙某只有6岁，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淡漠，只知道他是个国民党军官，还是从在小学当教师的母亲那里听来的。父亲去台后，曾与家人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到了1949年，通信始告中断。1964年，孙某在校毕业，因家庭历史问题而没有分配工作。由此引起了他的不满。一方面，他痛恨父亲毁了一家人的幸福，多次在交代材料中提到“狗父”的称谓；一方面，他又表示了对人生的绝望。在一份“提审记录”中，他这样交代：由于不能分配工作，“对党和人民产生不满，并散布流言蜚语，这个社会对我们来说没法生活，对我为什么这样残忍？”1965年夏天，他开始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辩自己表现好，又有毕业证书，为什么不给分配工作？当时由于家庭历史问题没有分配工作的学生比例是很高的，他与几位有相同原因的同学一起，联名向国务院写信，最终被留校工作。
文革开始后，孙“表现很积极”，张贴大字报，参加对“黑帮”的批斗，还闯到某领导的办公室，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补发暂缓分配之前的工资，要求“为政治上的损失平反”，俨然一副“革命党人”的架势。但很快就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出身不好”的阴影一直笼罩他的心理，如今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和有相同境遇的“黑五类”们一样，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于是他的不满情绪再度蔓延，自暴自弃、玩世不恭。有人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能包治百病。他接过话说：“我头疼，能治吗？”文革初期，几乎到处都在批斗、游斗“五类”分子，“勒令”他们下乡。他就想，解放这么多年，他们又没干什么坏事，改造得也不错呀，还斗他们干什么？他说：“人都学坏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有这么多人犯错误”？“把楼都打坏了，东西都买不到，‘十六条’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江青却提出文攻武卫，就是让参加武斗。”他拿着气枪，打墙上毛主席诗词四角的按钉（据材料显示有多人参与），这是他对伟大领袖“恨之入骨”的典型例证。在车间劳动时，他把工人比作猪和狗，是为社会主义“效劳”，说“这活不是人干的，工人一天天干活，像猪一样，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了一双鞋”。他在反省期间的“调查取证”材料，绝大部分是围绕这些“反动言论”展开的，尽管这些交代和证明里存在很大“水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逼、供、信”下的产物，那时，所有被“专政”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自己“罗织罪名”，任意夸大和编造“罪行”相当普遍。
在反省室失去自由，并不断地被打，使孙某的精神几近崩溃。由于态度“极不老实”，因此罪行也在不断“加码”。
四
1968年11月8日，孙某鼓动反省人员×××逃跑。他们先到了孙某的家里，只有孙的姐姐在家，孙某向姐姐要了20元钱，然后就跑出家门。两人先到理发店刮了胡子，然后在孟家屯车站上了火车。到沈阳时，已是后半夜两点。
踏上逃亡之路，才有一种惊弓之鸟的感觉。
下一步该向哪里去呢？思来想去，也拿不定主意，二人漫无目的地上了南行的列车。这时孙某又想起了妈妈。于是就给母亲写了封信：妈妈：那天走得太匆忙，没有见到您，没有听到您的态度，只见到了我那可怜的姐姐一面，这我已经很满足了。真没想到，现在坐在火车上能给您写信。妈妈，我知道对不起您，但是得和您说明一个问题，您的儿子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您应有克服一切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抵抗力，万一您少了一个儿子，也应很好地活下去。
这封信最终还是落到了“群专”的手里，是他的母亲收到后主动交上去的，还是根本就没有接到，而是“群专”人员“查获”的，不得而知。
二人天亮时到了德州，没出车站，就被一伙戴红“胳膊箍”（袖标，上写着“德州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抓住了，并将他们押到指挥部。
孙某被提审4次。先是有人问他干什么的，他没敢说是逃出来的，只说是小偷。提审×××时，他说13岁就外出了，在姑家住。
他们再次想到了逃跑。但院墙很高，根本爬不上去。孙某有些绝望，进来是个死，出去也是个死，还不如自杀算了。于是他就用头使劲地向墙上撞去。
等他醒来时，一个姓张的师傅对他表示同情，给他送来一个馒头。在张师傅的一再劝说和追问下，孙某交代了从学校“反省室”逃跑的经过。
张师傅对他说：你不就是个“现行”吗？有党的政策在呢，顶多判几年，不能采取“抗拒”的方式。孙某说，谁不想回家啊，可是回去就得挨揍。张师傅感到不解：不会吧。于是×××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看了，后背上伤痕累累。
几天后，学校来了两位师傅将二人押解回到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