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孔祥熙的募捐活动
作者：安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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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募捐得到各界的响应，历时一年结束，共捐得国币1250万元，超过目标的四分之一。经过统计，募捐的费用不到捐款的5％。美国人对募捐很有经验，但是听到如此低的费用也感到惊奇。因为这次募捐没聘用专业人士，全靠在校学生和各地校友的支持。在当时，这笔捐款可兑换约42万美元。由于物价飞涨，燕京要求马上兑换成美元。但是身为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却同燕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给燕京带来“大大的”麻烦：一方面他以燕京董事长的身份，应校长之请，屡次“向政府申请将募款兑换美元”；另一方面，他又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强调抗战期间，外汇控制严格，“以国家财政为念，屡次申请中央进行基金兑换，均未获准。”延滞到1946年下半年“方可兑换”，但此时孔早已“无官一身轻”了，正忙着为去美国当寓公做准备。可是“国币惨跌”，“只兑换得27095美元”。一年多的时间国币就惨跌15倍。燕京大学只得速将此款交美国托事部保管。
为铭贤学校的募捐
孔祥熙不甘心总为别人主持募捐，在这种经济日益败落、政治上又风雨飘摇、自己的官位也屡受各派政敌威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为自己办的铭贤学校做一些资金储备。他示意自己的学生们也搞一次募捐。当时任山西裕华银行经理的武渭清和铭贤校友们经过研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募捐机构，印制了大量捐启，在重庆发起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孔祥熙非常明白，为别人搞募捐是尽义务，为铭贤募捐是他做校长心血所系的责任，本质上有所不同。因此他要采取非常的手段和方法，所以由前台退居幕后，调动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如通过由他任部长的财政部系统（各地税局、关卡及相关部门），和由他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如各地支局、信托局和相关机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王正廷在中央银行出面宴客，十分卖力地劝募，杜月笙、钱新之、潘昌猷、傅汝霖、刘鸿生、萧振瀛等都是座上客。这些人反过来又向其他人和国家机关劝募。结果不仅孔所属各系统捐款可观，其他各界也都捐了不少钱。当时有人不满地说，孔祥熙是利用隶属关系进行“霸王请客”式的募捐，实际上是公款私捐。不但报界颇多非议，也招致各派政敌的群起攻击，据说还受到蒋介石的斥责。
1944年初，张伯苓为南开举行募捐，获得600多万，宣称是创造了教育募捐的最高记录；燕京这次募捐也自称是打破记录；陈嘉庚办的集美学校由校友发起的募捐，得到海外众多校友的支持，获得3440万元，当仁不让地自称是最高记录。尽管还有其他学校也有新的最高记录产生，其实真正的最高记录是这位不事声张、不做辩解、从不公开得捐款额的“孔财长”创造的。但这些钱并没全用在办学上，其中以1000万办了一家保险公司、又以500万开办“大有盐号”。其他的钱，东挪一点，西用一点，加之物价飞涨，没有正当名义，就无形消失了。就在这次募捐中，孔向美国人夸口说他要捐150万美元，暗示铭贤在中国的基金，将要比在美国的多一倍。但是直到募捐结束，他一文未掏。后来美国人追问此事，不得已，将一笔“美金公债”拨来顶数，风声过后又拨了回去。认真的美国人并不罢休，一直没有停止对此事的追究。直到孔去世后，欧柏林大学还多次向孔令侃落实其父捐款的事。小孔环顾左右，只说可以为欧柏林校内建一个纪念亭子，美国人大为不满，认为等于是说了一个笑话。
孔祥熙最高兴的是他不出钱，在名誉上却是由他出钱又出力所主持的募捐。这种好事在他身上屡有发生。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何北衡等向各处募捐，后来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善于推，有时能推得一干二净：你们来迟一步，刚为苏北等几处水灾捐过，又要捐？实在没办法。这次募捐者说的是实情，但吴国桢推脱却不对。抗战胜利后，政府面临迁复，百废待兴，一切都需要钱，募捐就成最好的筹资方法，各种名堂的募捐应接不暇，各大政要员确有不胜其烦，疲于应付之苦。因此每人都有“避捐妙技”：宋美龄是不作任何表态，命秘书将捐册退回；陈立夫是象征性地捐出一点儿，既不得罪人，又面子上能过去；唯有文官长吴鼎昌胆大，连“无冕之王”也敢当面顶撞：就是不捐！孔祥熙是躲，直到对方没有耐心为止。
向传义等人又去找杜月笙，这回是找对人了。杜月笙发迹后为改变形象，一是大做善事，救灾济困，捐资办学，他捐助过的各类学校不下几十所，他出任过的校董、名誉校董、董事长之类超过百校。二是广泛结交文人学者，学问越高、越儒雅越结交。只要听到哪有募捐，就找上门接应下来。这次也不例外，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很快他就把事情办妥。本来他把捐款交给向传义就算功德圆满了，可他非要借机捧孔祥熙不可。杜先向孔说明吴国桢不肯帮忙，孔大皱眉头，盘算如何再躲。杜马上又说这事他已办妥，请孔出面主持就行了。孔此时在蒋眼里已经开始失宠，总想找机会挽回颓局，看到有这等好事，马上喜笑颜开，俯首帖耳地听从杜的安排。不久由杜筹划，孔出面请吴国桢、向传义、何北衡、范绍康等人参加募捐会。孔按照杜的口径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又加上自己的表白：“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忙”。最后又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去办了，一定要对得起四川的同胞。”杜马上站起来说：“既然孔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办，也希望大家协助我。”结果孔祥熙春风得意，吴国桢如坐针毡。向传义等人则暗笑不止。
因募捐与司徒雷登结怨
在当时，有钱不捐必然会招致别人的不满，会说你为富不仁；可总捐，既不甘心，又捐不起。孔祥熙就是这类人的代表，特别是他的钱来路不正，更引起人们的嫉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是众多不满者中的一位。司徒一生清廉，从不为私占用一分学款，以至于晚年生活都发生困难。他特别痛恨贪官，这在其回忆录里有详尽的叙述。
司徒雷登的募捐宗旨是，不管对方捐款与否，都要与其建立长久友谊，即使有所不满也要藏在心里，仍与之交往。司徒认为孔敛财有术，募捐有方，拥资巨万。知道孔任齐鲁大学董事长时，向齐鲁捐过两万，还曾向北平青年会捐1万，于是就以校友的名义与孔交往（1928年孔被授予燕京校友身份），请他做董事长。但多年来孔却没有捐出过一笔像样的钱来为燕京救急，反而让哲学系花7000美元，买了没什么价值的外文书，连燕京内层人士都感到奇怪，认为一向精明的司徒这回是怎么了？
其实这是司徒对孔期望过高，总认为孔会顾及校友之情，校董之责，捐出十万八万。孔祥熙身任如此众多校董，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捐出一笔巨款，何况他也办有自己的私立学校。若真如司徒所想，那他就不是“赚钱博士”了。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由北平到重庆，孔祥熙的秘书夏晋熊（燕京校董）奉命将他接到孔的一处豪华私宅下榻。他同夏闲谈起燕京校长人选，属意孔，要夏先试探孔是否愿意屈尊。那时，孔陷入为政失德，招致党内各派政敌群起攻击的困境，正脸面无光，惆怅前途。然而夏仍认为，以孔之地位，决不屑屈尊就任这样的职位。哪知一谈，孔大感兴趣：“做大学校长好啊，将来可以桃李天下，何况燕京与美国人关系密切。”
说到此事，在抗战前也有过一次。那时私立大学筹款极度困难，许多大学不是停办，就是申请改公立，如山西的并州大学于1935年停办；南开大学于同年申请改国立，却被教育部巧妙拒绝；北平的平民大学、郁文大学，上海的中国公学等均于1936年停办；厦门大学于1937年改国立；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也于此间相继改为国立；燕京大学在1934年举行“百万基金募捐”运动，虽然得到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在内所有高官的支持，结果还是失败了。司徒不得不为燕京前途着想。而孔此时已成为财阀，在政府方面又位居要津，尽管司徒对孔有所不满，但还是真心地提名聘孔。先是1937年3月1日提名孔为名誉校长；到3月26日，又确定为校长。可孔不感兴趣。所以孔对于8年之后的司徒这次推荐并不怀疑。
话再说回来，孔祥熙这边等待司徒雷登的聘任书，做着就任的准备，以便给政敌看：美国人是如何看重我的！司徒却迟迟没有回话，不得已，夏晋熊又向司徒问及此事，司徒含糊其词地说：美国回电表示尚须研究。此事就又拖了下去。后来还是司徒的秘书傅泾波明确告诉夏，美国认为孔的“政声不好”！而这时孔已被蒋赶下台。选择这个时机，透露这种消息，无疑是给孔祥熙的伤口撒盐！
孔何尝不知，这是司徒用纯粹美国人的方式淋漓尽致地报复。后来他特意买了一批外文书籍，不知是作为赔偿，还是其他名义，就希里糊涂地捐给燕京。到美国做寓公后，他又努力设法修复与司徒的关系。每年司徒生日时，散居在海外的燕京校友总是设法赶来，为老校长祝寿。这种祝寿是纯粹中国式的，所有费用都是校友捐助的。那时校友们的经济能力还有限，一般捐两三美元，也有一美元或更少的。富有者也不过5美元。而孔则赫然捐出100美元。每当司徒坐在轮椅上，看到校友们向他展示那张写满捐款名单的大红纸，就会心地笑了，或许这样的募捐再也不用他费心操持了。但是当他看到孔祥熙的名字时，一种无法表达的心情便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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