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
作者：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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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内部名称叫南京秘密学联，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地下学联”。它与那些五花八门的救国团体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它的组织是秘密的；其次，它从筹备到成立再到活动，始终处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南京大学共产党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一书有这样的介绍：南京学联虽用的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的名称，它却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而是一个只有先进分子参加，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的，作为救亡运动骨干组织的革命学生团体。学联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产生的，即在南京党组织遭破坏后一段时间活动的，有其特殊性的革命学生团体。秘密学联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了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革命力量。
陈毅说：“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居瀛棣和祁式潜相识于1936年的夏天。当时，华东地区的多所教会大学在浙江的普陀山举行了一次联合夏令营活动，在营地，他俩认识了。对居瀛棣而言，“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居瀛棣：《自传》）。祁式潜起先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知道了，就把她作为“发展外围团体”的工作对象。随着交往的加深，祁式潜觉得居瀛棣不像国民党大官的阔小姐，慢慢地，俩人就有了爱情的萌芽。
1937年7月7日，抗日军兴，此时居瀛棣和祁式潜却天各一方。这时祁式潜已加入中共，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并兼南京学联外围组织“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总负责，奔走在抗日救亡宣传的前线。他受南京市委派遣，来到了出生地扬州，与扬州的中共党员朱迈先（朱自清长子）取得联系，组建了隶属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则离开南京去了武汉，借读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也参加了救护伤兵的工作。1938年初，俩人在江城重逢。见到心上人，居瀛棣感到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又见面了；难过的是两人又将面临着分别，而此别又不知什么时候再重逢。在这个时刻，居瀛棣暗下决心：离家出走，随爱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夏，作为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的祁式潜来到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青委传达长江局的指示精神，顺途也去看了就读于迁蓉华西坝之金女大的居瀛棣。这一次，居瀛棣再也不放过这个机会了，她在《自传》中回忆道：“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亲暗暗告别。我一口气随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庆。9月18日这一东北沦陷的纪念日，我又重登上了汉口码头。这时马当已失，汉口十分吃紧，码头上、街道上，人车喧嚷，一片惊慌扰乱现象，我却兴冲冲唱起了新学会的‘快乐的心随着歌声飘荡……’的歌。”从此以后，居瀛棣随祁式潜进入了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在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居瀛棣经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常务委员方毅、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居、祁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祁式潜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委员、中共苏皖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委员、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还有政、军、教、文多方面的兼职。夫唱妇随，居瀛棣在根据地担任文书、文化教员及农村党组织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941年1月，居瀛棣当！为津浦路东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参议长先是邓子恢，后是刘顺元）。
由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祁式潜的高级干部身份，使他们成为上述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受到刘少奇、陈毅的多次接见。陈毅这位留学生出身的新四军代军长还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居正女婿脱党、被捕及释放的经过
以上，就是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参加中共革命的简况。由于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相关资讯的断绝，所以居浩然在1970年为其母回忆录所作的有关居瀛棣的注释部分内容不确：（1）居瀛棣是肄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3年，而不是毕业；（2）居瀛棣与丈夫祁式潜均未去延安；（3）居瀛棣在中共根据地参加的是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纵队下属的新7团（团长余龙贵，政委廖成美，祁式潜以路东省委委员兼新7团政治处主任）。李敖的推测也不准确。李敖说：“抗战胜利以后，居瀛棣和她丈夫已不是现役共产党的身份。”又说，“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其实历史事实则要曲折复杂得多。
1943年，对身为中共党员的居瀛棣和祁式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地区，区党委部署妇女、儿童疏散。5月，居瀛棣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撤退到上海。同期，淮南区党委开始整风运动。整风中途，审干开始。8月，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出走，引发淮南东南地区（祁兼淮南东南中心县委书记）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连祁式潜的南京学联战友李庚也被抓了起来，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
祁式潜究竟为什么要出走？笔者认为，从客观上讲，与淮南区党委的先整风后审干有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四三”决定，号召抓内奸。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延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说：“特务之多，本不足为奇。”这种心理及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整风与审干运动。从主观上讲，妻儿撤退到上海，对祁式潜的心绪也不无影响。在主客观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祁式潜抱着“不叛党，不脱离革命”的宗旨走了。
但实际情况是，祁式潜、居瀛棣夫妇有两年时间（1943年8月—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叛党”自然谈不上，但“脱党”就脱不了干系了。
祁式潜夫妇在上海，而居瀛棣的姐姐居瀛玖夫妇也在上海。居瀛玖婚后8年未育。于是，他们将出生不久的次子祁懿年（这是祁式潜的母亲按照卞氏家族的“年”字辈排行命名的）送给了居瀛玖、张鸣（即张惊声）夫妇，祁懿年从此就成了张建国了。
1944年1月，祁夫妇抵重庆。居正第一次见到了带她女儿出走的这位女婿。居正当然是知道祁式潜身份的，但翁婿双方都抱着“家中不谈国事”的态度。不久，居正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这是一个拿干薪不干事的闲差）。王小痴所谓的居正“大义灭亲”，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祁式潜确实被国民党逮捕过，不过，一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知悉者除居正外，还有一人是祁式潜的二姐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有清楚的叙述：
1945年4月，我应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之邀，离重庆赴鄂西宣恩，接任湖北省鄂西地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8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军统机关）副处长张达的一封电报。张达是常州同乡，但与我素味平生，只是在旅渝常州同乡会的聚会中见过几次面，他为何有电报给我？经拆阅后才知电文是关于妻弟祁式潜的，要我证实祁式潜对他们所说关于费巩教授失踪案是听我说的事并复电。嗣后，又连接岳母卞氏快函，说祁式潜已被捕，关在××地方，并说听说那里有你的同乡，盼速去救他等语。我当即复电张达，说我似曾对祁式潜讲过费巩教授失踪案。旋即派专署秘书谢亚云持我专函赴渝，面见张达，请其援手。谢到重庆见到张达后，方知祁式潜数日前已被其岳丈居正保释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