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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大须生”的绝唱与归宿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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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大须生”指的是在中国京剧史上各自成派、影响深远、传人济济的4位京剧表演大师，即现在大家公认的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
“四大须生”在中国京剧200年的发展史上属于第三代老生演员，在此之前京剧界亦是老生名伶辈出。早在京剧形成初期即有“京剧前三杰”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是为第一代；“京剧后三杰”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是为第二代；继后，又有了“四大须生”之说，是为第三代。“四大须生”开始时并非指马、谭、杨、奚4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不断变化。
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的“四大须生”指的是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其后高庆奎因嗓败，退出舞台，谭富英崛起，“四大须生”变为余、马、言、谭。至40年代与50年代之交，余叔岩、言菊朋先后谢世，杨宝森、奚啸伯相继成名，并形成各自的流派，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四大须生”遂变为马、谭、杨、奚，直迄今日。
熟悉京剧史的人都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都是由报社组织，观众通过投票海！，最后按得票多少来确定的；但“四大须生”却不是由观众投票！出，而是在长期的演艺活动中因德艺双馨并为世公认所形成的。
马连良：绝唱《年年有余》被人遗忘
名剧《海瑞罢官》晚年蒙冤
马连良（1901—1966），北京人，回族，父名马西园，在北京开设茶馆，茶馆附有“清音票房”，名伶、票友时常出入马家茶馆，终日急管繁弦，因此马连良自幼受环境熏陶，酷爱京剧。他8岁进入“喜连成”科班（富连成前身）习艺，师承茹莱卿、萧长华、蔡荣桂、郭春山。10岁的马连良在科内演出即崭露才华，《定军山》等靠把戏，《斩子》、《空城计》等唱工戏，演来都字正腔圆，工架规范。
马连良学戏和出科后演艺的年代，都是私人科班、私人剧团，不像现在分什么全民所有制剧团、集体所有制剧团，演员还都是国家干部，由官方评什么职称，演戏不演戏都发工资；那时都是私营的，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如是，即所谓“靠演戏吃饭”。1917年，16岁的马连良出科后，或搭班，或组班，成为京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当年与之合作演出的即有梅兰芳、王瑶卿、荀慧生、杨小楼、郝寿臣等大家。他早期主演的剧目以继承为主，如《定军山》、《南阳关》、《打渔杀家》、《群英会》、《十道本》、《打登州》、《断臂说书》等。此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马连良不断创新，从唱腔到表演，打造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剧目，观众熟知的如《四进士》、《清风亭》、《借东风》、《苏武牧羊》、《甘露寺》、《赵氏孤儿》等。马连良的表演，手、眼、身、法、步结合一体，准确严谨，凝重潇洒，将剧中人蕴含的复杂感情，节奏鲜明地形之于外，独具艺术魅力，世称“马派”。
作为一名饮誉华夏的京剧艺人，马连良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1938年，即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的第二年，马连良将“晋剧须生大王”丁果仙（河北省辛集人）所赠的《反徐州》剧本，移植为京剧《串龙珠》，首演于他为改革京剧而征股筹建的北平新新戏院（今北京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这出戏表现的是元代末年壮士花云率兵杀死坐镇徐州、横行不法的完颜图、完颜龙父子的故事，其寓意却是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该剧只演了一场，即被日伪当局勒令停演。1943年，马连良被日伪胁迫赴伪满演出，马被迫无奈，只得前往，但他有意挑！表现民族气节的剧目《苏武牧羊》，又遭禁演。由于马连良屡遭敌伪迫害，抑郁成疾，经济拮据，被迫将自己筹建的新新戏院卖掉。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欢欣鼓舞，在北平多次参加义演。1946年春，他赴上海为宋庆龄主办的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多场，翌年又在北平义演10余场。不久又率团赴上海演出，直至1948年春，连演4个月，是年冬由沪赴港演出，因患病滞留香港。
此时的马连良，对新中国的成立由衷激动，渴望早日返回内地，毅然拒绝了台湾方面的约请，于1951年10月1日秘密乘车至罗湖，经深圳到达广州，随即转往武汉，与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组成“中南联谊京剧团”在内地演出，然后北返回京。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在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赞扬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毅然返回内地之举。同年8月，“马连良剧团”在京成立，旋赴青岛演出，演期未满即返京主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演出，演出了《四进士》等“马派”名剧。翌年，他从朝鲜前线回国后，即参加“鞍山三大工程建成典礼”的庆祝演出。返京后，又积极参加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艺事活动。
从马连良的演艺经历看，虽然他是出身于旧社会京剧科班的艺人，但在战争年代保持了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忠实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应该称其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按现在的标准应荣膺多种奖励。
任何人的艺术创作和活动都有终结的时候，作为戏曲演员，人人都会有留世“绝唱”。“绝唱”一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死前最后的歌唱”，对京剧大师马连良来说，“绝唱”自然是他去世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戏。按照这个定义，笔者查阅了马连良演出年表，他的“绝唱”应是文革前夕即1965年他参加演出的《年年有余》。这是一出表现农村生活的小型现代戏（当时叫“革命现代京剧”），与张君秋合演，张扮演生产队女队长，马扮演的是一位老汉。这出戏在京剧史上似一颗流星，一闪而过，影响极小，不仅不为广大观众所知，就连圈内人也已遗忘，甚至收有5000多个剧目的《京剧剧目辞典》对这出小戏也不着一字。
而从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上说，马连良确有两个“绝唱”，这两个“绝唱”都是令他本人和广大观众刻骨铭心的。
一个是1964年他以63岁高龄参演现代戏《杜鹃山》。当时，传统戏已从舞台上绝迹，现代戏占据了全部舞台和声屏。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上演了大批现代剧目，其中就有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当年赵燕侠饰贺湘（“样板戏”中改成柯湘），裘盛戎饰乌豆（“样板戏”中改成雷刚），其中有一个群众角色叫郑老万，没有几句台词，但马连良却是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因为在当时，作为演员能参加“样板戏”演出，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对其政治上的肯定，所以都争先恐后。作为“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竟在戏中被分配了一个群众角色，从艺德来说，这叫高尚；从艺术来说，这叫人才浪费！至于后来成为“样板戏”的《杜鹃山》，柯湘、雷刚、郑老万的扮演者又统统换人，是为后话。
另一个是马连良主演的《海瑞罢官》。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批《海瑞罢官》都会记忆犹新。《海瑞罢官》本来就是一出戏，却酿成京剧史上一个大冤案。广为人知的是，剧本的产生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1959年春天，毛泽东针对当时的“浮夸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讲到，要提倡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胡乔木及时找到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让他写几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文章以为呼应。既然毛泽东讲了“提倡海瑞精神”，史学界有了文章，文艺界也行动起来了。京剧大师马连良对海瑞也动心了，于是他也找到吴晗，让吴给他写一出海瑞戏。吴闻之很高兴，却道：“我倒是想搞一个海瑞的戏，不过，我是个门外汉，从来没有写过戏，怕写不好。”马说：“您就大胆写吧！您写好了，我演。您没写过戏，不要紧，您是大文学家，还写不了剧本？真有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来改。”吴晗便抓紧时间写剧本，不厌其烦地修改，竟至七易其稿，于1960年底定稿，不久进入排练，1961年即开始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