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秦淮大禁毒
作者：许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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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祸荼毒，燃眉之患
旧中国留给新中国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鸦片烟毒为主的毒品泛滥，种植罂粟的面积广大，解放前夕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种烟土地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制毒贩毒者约有5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仅华北地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北京、天津2市就有毒贩1万多人。西安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贩毒，有的小镇仅有万余人口却有毒贩500多人。至于鸦片烟馆更是到处林立，仅昆明一市即有烟馆1100多家。全国约有烟民2000多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4．4％，而在贵州省高达21．42％。众多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道德沦丧，家破人亡。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副对联是烟毒危害的生动写照：“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在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对其首都南京市的禁毒力度虽强于其他地方，但收效也不很大。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毒雾弥漫，烟馆土膏店遍布全市。1943年冬至次年初，中共地下党领导爱国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上街游行，冲砸烟馆，焚烧毒品，抄“白面大王”家，迫使汪伪政府枪决了大毒贩。
抗战胜利后，毒品又在南京大肆泛滥起来。在国民政府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的腐败大气候下，南京作为首都其人口的构成较特殊，纸醉金迷、吞云吐雾者特别多，对毒品的消费需求量大；又因南京处于东、西、南、北的水陆交通要道，成为毒品重要集散地及中转地。毒贩们有的收买军警人员武装押运，放私过关；有的自辟地下运输线，以各种狡猾手段隐蔽渗透；财大气粗的大毒枭甚至用私家汽车、轮船，配保镖专门护运。全市145个行业有56个行业经营毒品，仅旅馆业贩毒的就有75家。各团伙按籍贯分成“南京帮”、“湖北帮”、“江西帮”、“宿县帮”等等，划分势力范围及抢占市场份额，既有“批发中心”，也有“零售网点”。
1946年南京市政府发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并在“首都警察厅”刑警队下设了3个缉毒组，但只是“拍拍苍蝇，不打老虎”，结果堂堂首都越发被搞得乌烟瘴气。近年流行的毒品“摇头丸”（化学名称叫“安非他明”）早在当年便于南京出现，当时美国政府为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把在“二战”战场上美军用于救治伤员及提神的“甲基安非他明”，与其他剩余物资一并赠送给国民党，一时之间，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药店甚而地摊上都充斥着名为“抗疲劳素”的“药”，实质上就是“甲基安非他明”。
1949年4月23曰南京解放，但残留或潜伏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人员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等，利用社会尚不安定的局面，疯狂从事制贩毒品，如特务陈荣辉受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于1949年12月潜入南京，秘密建立“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多次由安徽贩来鸦片到南京出售以获取经费；原国民党交警总队江淮挺进军中校大队长卜贤武，成立“江南兵团”，发展了30多人进行贩毒；大毒枭谷朝选，从1928年起加入帮会开始贩毒生涯，人称其家为“门东毒窟”，南京解放后他以“德新浴室”老板身份为掩护继续制贩毒，曾一次将48两海洛因销给27家地下烟馆，并传播谣言，威吓知情人；洪帮“中华山”头目张文杰，曾任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参议、军委会少将参议，他收罗制毒贩毒惯犯，出巨资大量制造并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牟取暴利并扰乱市场。
由以上可见，开展禁毒斗争，已成为肃清旧中国遗留污毒、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燃眉之急。
禁毒斗争，初见成效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国的禁毒斗争全面展开。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各城门口要道口设置10个治安检查站，一年之中缉获鸦片1286两。市公安局又于6月发布《户口调查登记办法》，将吸售毒品者划为特种户口登记。10月，市公安局发布《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贩、售毒品者主动登记，交出毒品、毒具，对违者论处，没收非法所得，并号召广大市民检举，吸毒者限期戒除。
同年4月，南京市公安局侦破号称南京毒犯“四大金刚”之一的项福如伙同其弟项福禄等7人贩毒大案。项福如从日伪时期就是贩毒专业户，安徽省滁县30多家鸦片烟馆和南京门西一带毒贩都长期从他手中批发毒品，解放后，他依然我行我素，破案时，从他家中起获大量毒品及戥子等贩毒工具。
在当时开展的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公安机关更严厉打击了具有反革命犯、毒犯双重身份的罪犯。例如由蒋经国领导的武装特务组织“经轨流动兵团”直属第二营营长潘漪，勾结原中统特务赵曙东、张如崑数次持枪抢劫并贩毒，以获取反革命活动经费，后潘犯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案犯判有期徒刑。反动的“青年救国团”首犯肖明山，收买我公安机关留用的旧警察曹文奎、孙诚，去皖北购毒品来南京贩卖，以所获巨款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市公安局侦悉情况后，与皖北公安机关联手作战，将其一网打尽。号称贩毒“四大亨”之一的林之栋，依靠日伪贩毒起家，解放后窖藏了大量海洛因拒不上交，并纠合国民党兵痞继续贩毒。林犯终被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从1949年5月至1951年底，南京市公安机关破获3000多件毒品案件，抓获毒贩3000余名，缴获2万余两毒品。
当时，全国禁毒斗争初见成效。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因而鸦片价格大跌，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但是，由于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场依然存在，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更铤而走险；产地禁种使得存货“浮出水面”及境外货走私入境，所以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从全国各地揭露出大量毒品案件，南京市仍有毒贩4000余名，许多人对禁毒令置若罔闻，依然贩毒多达200两以上。国家公职人员及国企职工涉及毒品犯罪的事实触目惊心（约占毒犯总数的10·9％），仅南京铁路局就有机务段司机等职工200多人参与走私贩毒。南京大毒贩程其宽，原系帮会头目，解放后贩毒多达6908两，罪行暴露后向市人民法院秘书长兼刑事庭庭长丁某行贿8700万元（旧人民币）；市法院收发员杨某经丁某的同意，脱职贩毒，并利用丁某的保护，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冒充干部，拉拢公安、司法部门的意志薄弱者，与“湖北帮”、“宿县帮”相勾结，在不长时间内贩毒多达1968两；南京青帮“通字辈”头目车惠轩，解放后贩毒多达3600两，用金钱、美女、毒品为糖弹，使泥马巷派出所所长王某吸毒上瘾，腐化堕落，包庇毒犯。类似情况，全国为数不少。
为此，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子荣，在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专题报告中说，必须于“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大张旗鼓地再搞一次群众性的禁毒运动。公安人员不论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和包庇掩护毒犯都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必须一律严肃对待，绝不宽恕。毛泽东批示“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并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找徐子荣同志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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