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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水相逢百日间
作者：苏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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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事件与林白水事件间隔约100天，时人称之“萍水相逢百日间”。
邵飘萍事件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两小时的课。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已80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关于邵飘萍事件，有人认为是张宗昌所为，如赖光临著书认为，张宗昌之所以要杀邵，是因为直鲁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曾派飞机轰炸，邵则在报纸上嘲笑其“投了九颗炸弹，炸死一只小鸡”，于是招恨于张宗昌。事实并非如此。
奉军和直军进入北京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共。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情况并不很了解，觉得敢说敢为的就是共产党，因此，首先就向新闻界开刀。邵飘萍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正好撞到了奉系的枪口之上。
当时，新闻界常常批评政治。著名的《京报》主笔邵飘萍就因抨击时政，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4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邵飘萍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在奉军进入北京前，由于邵飘萍的报纸对国民军很表好感，因此奉军取胜，邵很紧张。奉军进入北京后，邵马上避入东交民巷。
邵飘萍到东交民巷后不久，他家里打电话来，是妻妾吵架，让他回家处理。在此之前，他已经听他的好友张汉说，奉军对他已经原谅了，既往不咎。其实，这是奉军有意让张汉骗邵的，而邵信以为真。他放下电话以后就回家来。
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化装离开东交民巷，马上被奉军特务跟踪，刚到家门口，就被守在门口的特务逮捕。原来，门口也早就布置了特务，守株待兔。同日《京报》被封。
邵飘萍被捕后，在第一时间获悉的邵的夫人汤修慧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采取紧急营救行动。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汉口《正议日报》、《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等13家报纸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25日下午5时，北京各报推举的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张学良，请求开释邵飘萍，或将之暂时监禁，以免其死。张宗昌也受人之托前往求情。
张学良毫不隐讳地说，逮捕邵氏一事，老帅（指张作霖）与吴子玉（指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下一经逮捕，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氏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唯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我一人亦难做主。我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说着用手作砍头动作。当时代表恳请长达3个小时之久。张学良笑着说：我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上无与伦比，郭若因他事犯罪，我情愿牺牲自己，和他私逃，但是他前次举动，我实在是无法援助，等到出兵讨伐时，我还致书信一封，说：你过去认为我的战术不行，现在看看怎么样吧！另写给郭夫人一封信函，说：今天我们不能再在一起跳舞了！我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这时，张学良要赶着参加齐燮元的预备会议，代表们只好挥泪离开。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张学良此举受到人们的批评：“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
邵在警厅受到军法审讯，26日清晨即被绑赴天桥枪决。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据童然星《五四运动前后的李大钊与邵飘萍》一文载，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7月10日下达文件，认定邵飘萍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大钊和罗章龙。邵是一名特殊秘密党员，至死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事件发生后，不但新闻界人人自危，就是教育界进步人士也经常被套上“红帽子”而被捕。因此，不少学生、教职员离京避难，北京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也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汤修慧又继承了其夫的遗志，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日本投降后，汤修慧回到北平，又继续办起《京报》，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负债，不得已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