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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忠实的史学大师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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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终于挣脱了纠缠5年的病痛，驾鹤西去，享年86岁。
李新生前立下遗嘱：遗体供医学解剖，眼角膜捐献，骨灰于清明时节海葬。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向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但他的魂魄、风骨和精神，将和无所不在的绵延不断的时空永存。
改变命运的三天竟日谈
1948年8月末，伟大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时任河北省永年县委书记兼围城司令部政治委员的李新接到党中央来电，要他立即赶往西柏坡。到了那里，李新才知道，中共中央华北局刚刚成立，决定由他主持华北局青委工作，并由任弼时与之谈话。
8月的河北，暑热还未褪尽。在任弼时的低矮、简陋的办公室里，两人连续3天从早晨谈到晚上，从青年工作到党务工作，从克服农民意识到干部民主选举，从政府工作到救灾。对于这次谈话，李新毕生难忘。他后来说，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和领导、和下级、和左右同志不知有过多少次谈话，但连续3天作竟日长谈，却只有这一次。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谈话竟成为他人生之旅的一个转折点。
在谈话就要结束时，任弼时重新提到李新的工作安排，说：“现在要调你到华北局青委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
李新早就不想搞青年工作了，于是趁机提出调动的要求。
任弼时问：“你想做什么工作？”
李新道出了自己的愿望：“我想做教育工作。”
任弼时没有吭声。
李新接着说：“前不久，我见到了荣高棠，他不想到华北大学工作，而我愿意去，能否让我代替他？”
任弼时考虑了一会儿，说：“当然可以。”随后又半开玩笑似的说：“你从来就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怎么敢到大学去工作呢？”
李新心里一震，但随即沉着地回答：“到大学就是去学习嘛。要当先生，先当学生，拜教授为师，从头学起。而且我喜欢和学生打交道。”
任弼时听了，笑道：“不用怕，大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恽代英就没有上过大学，不是也当过教授吗？只要肯学习，你将来也可以当教授。你们永年县古代出了个毛遂，敢于自荐，你也是个毛遂，有这样的勇气，就一定能行。”
停了一下，任弼时又说：“既然你愿意，我就向吴老（玉章）推荐，要是他同意，你就到华北大学去工作。吴老是四川人，你们四川人最讲乡谊之情，我想他会欢迎你的。”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不久，李新接到调令，就任华北大学第一部副主任，从此离开政界步入学界，而且正如任弼时所言，成了教授，大师级的教授。
步入了学问的殿堂
李新进入学术界是具备有利条件的：一是自幼勤奋，成绩优异，基础甚好；二是天分极佳，记性好；三是有着丰富的阅历。李新的前半生是战士，是职业革命家。1935年夏秋，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李新被推选为重庆学联主席，参与领导了重庆30多所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1936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徒步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从延水河畔到太行山麓，他穿过军装，打过游击，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新在战争中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种丰富的阅历，使他对历史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关于“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然而，半路出家研究学问，谈何容易。李新自谦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已度过半生，以后又蹉跎十多年岁月，一事无成，哪里有什么学问呢?芽正是由于有这种自知自谦的品格，并坚持“多读、深思、勤写”，李新的知识在不断地积累，由不懂到懂，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水平在不断地提高，由孜孜苦读到融会贯通再到推陈出新，终于步入了学问的殿堂，并且成为大家。
1950年，李新正参与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突然收到邓小平拍来的电报，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和职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新在太行山一带一度在邓小平身边工作。他们都是四川人，有时在一起摆龙门阵、下棋，有过去很好的交往。
经过慎重的考虑，李新婉辞了。他下决心搞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他说：当时没有考虑地位待遇问题。宁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赶“热乎”。
在华北大学之后，李新相继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但他主要精力仍是研究和编撰历史。
他酷爱历史，钟情于学术研究。50年代，他帮助吴玉章校长整理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获得成功。据说毛泽东看了吴老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后说，“见书见人”，“书如其人”。对写回忆录，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李新也由此步人历史研究的佳境。
以后，李新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他主持编撰的《中华民国史》?穴10余卷?雪、《中华民国人物传》?穴10余卷?雪、《中华民国大事记》?穴39卷?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穴4卷?雪、《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穴12卷?雪，以及为数甚多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等，约计数千万字，在海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
80年代末，李新大病初愈，深感坊间流行的大量回忆录，良莠并存优劣杂陈。伪劣品中，美己之丑、丑人之美者有之；隐恶扬善、取宠求荣者有之；伪造历史、陷害对手者有之。结果是哄然而起，转眼即逝，除了给人留下一片空茫的虚假，就一无所有。李新郑重地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他常说，写史而不真，抹煞民族记忆，误今人误后人，是有罪过的。对于那些拒绝真实，掩饰真相，一味歌颂，回避历史失误和惨痛教训之作，李新大不以为然。他说：“我笔下的回忆是任情的，毫无顾忌的”，“就是对当今世事的评论，我也无所顾忌”。
90年代初，李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则，写历史不能讲假话，不能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更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李新长期在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对近代史所的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1972年，他受命在近代史所组建民国史研究组?穴1978年改称民国史研究室?雪，开始了一门新学科——民国史研究的创业历程。然而，史坛从来不歇风风雨雨，在中华民国史研究筹创之初，反对者就不乏其人。
有人说，写民国史就是为国民党唱赞歌。
有人说，写民国史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李新坚决反对这些意见，有一次与一位反对者辩论竟日。李新说：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国务院的决定，科学院和学部都有书面的指示，郭老也批示，既然现在你们要停编民国史，就应有明确的书面指示，并要说明以前的指示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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