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李克农与“王实味案”
作者：杨 飞 郝占辉
字体： 【大 中 小】
60多年前，延安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因“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罪，被开除党籍；翌年4月，康生下令中央社会部将其逮捕；1947年暮春，晋绥行政公署公安总局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将王实味秘密处决。王实味是党史上第一个由于文艺问题而最终遭致悲惨结局的党内知识分子。
“王实味案”牵连甚广，连中共的“特务王”——李克农也被牵扯其中，以至于这桩大案纠缠李克农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抹不去的隐痛。
一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但是，在一年的苦读中，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
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然而，时间步入1927年时，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就是这一段经历，后来成为康生等人将王实味定性为“敌我分子”的证据之一。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的想法，在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
他说自己是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然而，那人没听明白，以为王实味是“汪派”（即汪精卫派）的，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什么“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学校解聘，他又回到了南京。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欣然接受了。
其实，这时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陈独秀“托派”的重要人物了。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是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谁曾料到，与陈其昌交往的这段历史，竟然也成了王实味成为“托派分子”的重要“罪证”之一。
二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它的目的在于克服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便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这时，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王实味一介书生，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
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区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为当时院长张闻天正在农村作调查，整风动员报告是由副院长范文澜作的。范文澜讲完后，李维汉又根据院党委会精神谈了6点意见：1．讨论整风和检查工作分开进行；2．检查要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3．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4．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等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