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孰先孰后
作者：唐 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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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绽之四：戊戌政变发生之初，即1898年9月21日，慈禧为何不立即捉拿“锢后杀禄”的主谋谭嗣同，却要延搁数天之后？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两兄弟。试想一下：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慈禧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为谭才是亲自去袁世凯住处要求袁围园劫持太后、诛杀荣禄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是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他、放过他的。可是，在9月21日的“训政”上谕中，为什么仅仅看到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命令，却偏偏没有谭嗣同的名字在内，难道是疏忽大意所致吗？还有，“训政”上谕中罗织的康有为的罪名也只不过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罢了，较之谭嗣同等人谋划的“围园、劫后、杀禄”之罪名还是比较轻的。如果慈禧早已知悉谭嗣同等人之谋，那么对此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罪行，上谕的文字中应该有所体现，何以只字不提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杀后，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上谕是这样说的：“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上谕公布了慈禧太后等杀死维新党人的最重要理由，是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而这道上谕的发布时间是在“训政”上谕发布后的近一个星期。这显然是在政变后得到荣禄的密报，知悉了维新派的“谋逆”之后的一个补充行为和辩解。
戊戌政变的原因
如果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慈禧再次发动宫廷政变——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慈禧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光绪和维新派的所做所为超出了她的“底线”。
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划定的改革底线，简单地说就是：光绪不能完全摆脱她的控制，她的权威和地位是绝对的，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光绪和维新派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力图超越甚至根本抹掉这一“底线”。政变的发生就再自然不过了。那么，光绪和维新派究竟在那些方面动摇了或力图超越慈禧的底线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光绪对顽固派的“有限回击”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件事情。
其一，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拉拢袁世凯，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袁，并对其委以大用，因袁世凯掌握兵权，这自然引起了慈禧的警觉和恐慌。
康有为等人鉴于光绪皇帝的无权、处处受制于太后、无力推行变法的现实，经过密谋制定了一个“选将材以得兵权”计划。在《覆依田百川君书》中康有为提到：6月15日之后针对顽固派的行动，他开始“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得以兵权……”这样做的是“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权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力”，以确保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变法的成功。
康有为等人在选谁作为军事将领这件事上，颇费心思，先后筛选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康有为首先选定的是袁世凯，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他们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去天津小站去联络袁世凯。徐仁禄去小站未见到袁世凯，转由营务处徐世昌代为传话，未能征得袁世凯的明确态度。随后，康有为又决定派人去活动聂士成。当时派王照去找聂士成被王拒绝，康有为自己也认为聂士成并无把握，遂放弃去找聂。而林旭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主张去联络董福样。林曾赋诗一首交给谭嗣同，诗云：“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建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指董福祥；“本初”是三国时袁绍的字，暗指袁世凯）林旭的提议未被康梁等人采纳。
康有为等人最终选定的仍是袁世凯。9月11日，康有为为徐致靖撰写了一个奏折，以徐的名义密保袁世凯。9月12日，光绪皇帝便谕令袁世凯来京。9月14日袁世凯来京，16日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召见了袁世凯，“垂询军事甚详”，并告诉袁不必受荣禄节制，可直接独立行事，直接向皇帝负责。20日袁世凯再次被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擢升他为兵部候补侍郎。光绪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袒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
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所做所为自然也逃不过慈禧、荣禄的眼睛，于是他们也加紧实施政变的准备事宜，两派短兵相接的争斗一触即发。
其二，光绪皇帝准备开议事机构懋勤殿，慈禧认为光绪此举目的是想拥有一个专属皇帝的办事机构，类似军机处，力图完全撇开她的控制。
懋勤殿位于乾清宫西廊，原为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之所，同治以后逐渐虚废不用。自从康梁维新派议设制度局流产、拟开议院作罢以来，经维新派多时筹议酝酿，光绪帝决意开懋勤殿，试图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以设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集聚起来，组成一个筹划、指导变法维新的核心。关于开懋勤殿的用意，除康有为所说“以议制度”之外，梁启超说得更为具体明白：“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爱，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懋勤殿一开，必将加强变法维新的指挥力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清王朝的施政体制，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原有的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诚如严复所言，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
光绪曾为开懋勤殿之事亲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光绪帝如何向慈禧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慈禧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其三，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帝党后党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实力派人物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来京，这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超擢任用袁世凯以及拟开懋勤殿，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传闻，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导致对整个局面的完全失控。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