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孰先孰后
作者：唐 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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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人兴奋不已，认为“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维新派与其往来频繁，朝夕问计，并纷纷上奏光绪皇帝建言，请光绪延聘伊藤“留作顾问官”，以辅助新政。光绪逐决定于9月20日接见伊藤。
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将专政柄”。在慈禧等人看来，维新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勾结”起来，所以在变法之初康有为等提出联英日以抗俄的主张就引起了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伊藤博文的来华，更使顽固派大为恐惧，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这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要千方百计阻止光绪与伊藤见面，要“转危为安”，只有请太后再度“训政”。
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9月20日，为免出意外，顽固派仍照常让光绪帝召见了伊藤和袁世凯，但这次召见是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记载光绪帝的这次召见“无答谕”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就是他已被幽禁。21日，慈禧太后才公开宣布“新训政”。
因此，论者认为光绪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
袁世凯是如何告密的
袁世凯的确向荣禄告发了谭嗣同的密谋，但是，时间是在政变之后而不是在政变之前。袁的告密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在知悉政变发生之后，权衡“利弊”作出的应急脱身之举。
根据袁世凯的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的记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张的记述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被光绪皇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锢后杀禄”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禁锢西太后、诛杀荣禄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做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慈禧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才被动告密的。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做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是慈禧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追随袁世凯，为袁之亲信，所说当是比较可信的。但张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本人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袁世凯的被动告密还可以从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中得到另外的佐证。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有几点不谋而合：其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其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其三是张一记“袁乃跪求荣为做主”，而陈夔龙记述的是“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也是有资格作证的人，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因为他和袁世凯素来不睦，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来源于荣禄处而非张一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有趣的是，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是何等的相同，似乎不是巧合！
从张、陈二人所记可以推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接着告密的消息又通过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谭嗣同等人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9月24日）遂有这样的谕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谭嗣同等人相继被俘，并不经审讯于9月28日处决“六君子”，9月29日宣示罪状，就有了“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为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4000两。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需要指出的是，告密之初，守旧派对袁世凯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认为袁是维新一党，欲加重惩。幸亏荣禄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并加官晋爵。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从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看，袁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告发谭嗣同和维新派。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一党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确联系密切。袁世凯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康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练兵，筹建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以往论者总是认为袁世凯与维新派派的交往是“假维新”，是投机，这无疑是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如果没有袁世凯的维新言行和积极的表现，如果不是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对袁世凯其人有良好的印象，就不会有以下数件事情的发生。
其一、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人的大力举荐，维新派的重大事情也能让袁世凯与闻。
维新派要借重袁世凯的兵力，而袁则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袁的亲信）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袁世凯通过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也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9月18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就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谋划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对袁不是十分的信任，维新派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