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绿原：诗坛上的“绿林好汉”
作者：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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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圣经〉》写于文革中期。在一个夜晚，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诗人内心的悲痛和对时代的隐喻，通过相当有节制的平和语调凸现出来，在舒缓的节奏中以《圣经》故事来比照文革的现实：诗人“敬重为人民立法的摩西”，“钦佩推倒神殿的沙逊”，“爱赤脚的拿撒勒人”，“向玛丽娅•马格黛莲致敬”，佩服宣布耶稣是无罪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甚至同情那“悄悄自缢以谢天下”的犹大。然而诗人没有在时间的进化神话中沉溺，“论世道，和我们的今天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
发自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况以诗的语言出之。这些诗作都是苦难时代生命的忠实记录，写作时根本没想到发表，也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唯其如此，也更可以少受当时的政治话语的影响和统制，体现出可贵的个人特性。在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里，受难者个人命运的记录和绝望中的思考本身，就是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见证。
当年，绿原的子女们分别流落到内蒙古、青海、四川，妻子罗惠一人留在首都，承受着“一肩挑两头”的巨大压力。有一回，罗惠破例从工厂请了10天假，赶到鄂南向阳湖看望丈夫。连里特地准了绿原一星期假，并把新建的“干打垒”宿舍临时拨了他一间，虽然里面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椅子，夫妻俩已感到十分温暖。他们还弄来一只自制的小煤油炉，自己做饭吃。白天，罗惠到小溪边给丈夫洗衣服，绿原到连队厨房为妻子打主食，再把她从北京带来的肉菜回锅，然后对饮几口本地产的低度米酒。晚上，夫妻俩点起小油灯，共话如烟往事。绿原还告诉她：“干校电线杆子已经栽好，很快就会有电灯了，到那时再来吧！”在短短的几天里，绿原带着罗惠把干校周围逛了个遍，最后还一同去咸宁县城逛商店，买了一些土布和土特产。沿街遇见不少干校同连的战士，一些平日不大跟绿原讲话的女同志，见了面破例向他点头微笑，有的还走近前来同罗惠攀谈。诗人不禁忘形起来，粗着噪子向她们介绍：“这是我爱人罗惠！”……欢度了7天“超蜜月”，罗惠即将离开咸宁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她的心情和向阳湖的风光变得不大合拍起来。绿原却没有伤感，他称这次团聚是“仿佛走进儿时故乡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丛，在大自然令人沉醉的气息里度过一星期超人的生活”。
干校到了中后期，有人按照当时“社来社去”的政策陆续被调回京城。绿原等50多号“牛鬼蛇神”没单位敢要，集中住在向阳湖的“452高地”，听天由命。为了打发日子，绿原凭着自学的德语，坚持译出一本叔本华散文集。直到1974年底，终于被恩准最后一批调回京城。临行，绿原前往咸宁甘棠准备面谢曾给自己又一次生命的老中医胡大夫，可是老中医已在月前作古。
到了北京，绿原等人不能回到“革命化了”（被军管）的原单位。这些人仍然无所事事的情况反映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翻译组，负责专为中央首长翻译俏销的域外书籍。绿原本人负责“翻译过《西德的贫困》、《美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吗》、《福特传》等国际政治历史书籍，主译并校订过《黑格尔传》。译好就印，既不署名也没稿费”。这些人“能重操旧业，不再荒废时光了，倒也没什么怨言”。
绿原因“胡风集团冤案”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迫销声匿迹达20多年。在艰难的岁月里，诗人没有失去信念，没有停止思考、阅读、写诗。苦难铸炼了一颗深沉的诗心。当阴霾散去之后，诗人一篇又一篇优秀的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诗作，诗意清新、浓郁、深邃，蕴含着对人生、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在生活的磨炼中，诗人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渴望与追求，也通过诗表达时代的声音，为祖国、为人民呕心沥血地歌唱。
1980年，绿原与胡风错案同时平反。绿原终于又可以堂堂正正地以“人”的资格生活了，恢复了中共党员党籍和25年未用过的笔名“绿原”。次年，绿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1983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边工作、边写作、边翻译，到目前出版的诗集、文集和译著已达50余部。
绿原，诗如其名，在绿原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不管是《童话》式的梦幻迷离，还是政治抒情诗的悲愤激情，都以他执著而独特的艺术追求，给上世纪40年代的诗坛带来了冲击。在经历了人生的诸多苦难后，绿原在新时期的诗作中渗透出对历史、人生、生命等多维向度的哲理思考。这种不断趋于内心的自省，极大地超越了自我和物欲的束缚，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在半个多世纪的诗歌生涯中，诗人始终坚持将理性的思考融入诗歌的浪漫内核，使诗歌在感性经验中营造内涵富、有哲理深度的品质，构成了他诗歌中特有的既有智性又不乏激情和幻想的特点。诚然，这位被称为“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其人其诗够世人好好品味……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