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毛泽东保护创作小说《李自成》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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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的，还不是小说《李自成》，而是他1957年春天在当时“思想解放”之风兴起下发表的几篇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问题。姚文元首先在1957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论”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姚文元也由此日后飞黄腾达。同是姓姚，但姚雪垠的“待遇”就不一样了。据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传达北京的会议精神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读了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我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不对的。姚雪垠大概因为被领袖点名成了右派，也因而出了名，他从此在毛泽东那里“挂上了号”。所以，姚雪垠在《李自成》被批判处境艰难时就想到了求助毛泽东，他想或许最高领袖还能记起他和帮助他，于是就下决心给他寄书。毛泽东从收到的《李自成》第一卷中，看到李自成如何举旗造反，惨淡经营，不屈不挠，站稳脚跟的故事，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把握和对艺术手法的运用，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写得不错，并且认为此书是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的又一个好教材。——看来姚雪垠这书是寄对了。
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历史经验，已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事。所以在文革风暴冲击一切时，他又想起有一部正在创作中的《李自成》，便特意交代保护好作者姚雪垠，“让他把书写完”。毛泽东在当时纷乱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关注一部小说的创作，足见这部作品在他思想上的位置。
“只有求助主席这条路了”
那时，毛主席的保护虽然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他接到了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入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你好！我正等着你。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说，“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7年间，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6年，我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那位负责人说：“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同志已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决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让你立即先从‘五七’干校回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必办，何时正式回来，另外再通知你。”他还说，“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还一再嘱咐，要我向你转达，你回来后，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就向市委提出，市委一定帮助解决。”这番话使姚雪垠如沐春风。
从此，姚雪垠结束干校劳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湖北省图书馆也接到有关指示，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姚雪垠后来回忆说：“在文革之初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汹涌，全国陷入可怕的黑风恶浪中，只有毛主席的亲自指示能够救我，换第二个人无能为力。”1973年3月，姚雪垠正式调回市文化局“创评室”，市委宣传部明确要求，不要让姚雪垠搞杂事，专门创作《李自成》。然而，文化局有人派性作怪，并不把上级的话当做一回事，不断让他做些杂七杂八的碎事，占用了大量时间。姚雪垠不得不向市委作了反映，但下边的人只是应付而已，依旧让他打杂，他们不欢迎一个“拿着工资写小说的人”。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他一边修改，一边开始写第三卷。可是当时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纷乱环境，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笔，他喃喃地说：“时间不饶人啊，我已经65岁了，这样下去出书的前途一定不堪设想！我将如何是好？”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当年出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此时正好到武汉出差，来看望姚雪垠。他得知写作面临的不利情况后说：“我建议你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对你的支持。”姚雪垠沉吟道：“写信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能够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才行；假如信要落到江青、姚文元等人手里，认为我是‘告御状’，很可能会出问题，轻则被压起来，重则会惹出大祸。”考虑再三，他觉得目前地方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而毛主席曾在文革初期为自己说过话，“看来真没办法了，也只有求助主席这条路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给毛主席写信！并且打定主意请宋一平转交。宋一平原来在武汉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当初与姚雪垠熟悉，曾非常赞赏他的《李自成》。文革中宋调北京工作，任中科院社科部负责人。1975年10月8日，姚雪垠先给宋一平写了信，汇报他不能继续写《李自成》的具体困难，打算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他有无办法将他的信转到毛主席手里。
毛泽东病中的再次批示
宋一平接到姚信后，立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商量；胡乔木在向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讲了这个情况，邓许诺他可以将信转给毛主席。于是宋一平给姚雪垠写了回信：
雪垠同志：
8日来信收到。得知《李自成》在继续修改、创作中，并知你身体健康，甚为高兴。你的信，我给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一下，我们认为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好，信的内容也是好的，建议在信中具体提出请毛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字写大些。我可以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毛主席手中。
我是7月中旬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与你搞的事业颇有些联系，其中有两个文学研究所。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困难是比较大的，但我抱着勤勤恳恳为学术工作者热心服务的态度，还是可以尽些力量的。
祝你写作顺利！
宋一平
1975年10月12日
姚雪垠收到信后喜出望外，他在10月19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道：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该书第一卷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过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此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十分感动，下决心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
这部书共有五卷，写成后估计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故事也愈波澜壮阔。其中第二卷稿子写成已近两年，约七十万字，至今还没有地方出版。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下，我能专心致志地工作，大概用三年的时间可以写成一卷。待五卷出齐后统一修改一遍，才算完成。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夏寒暑，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工作，但我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者都担心我会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
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具体帮助！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因此请求您将此书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