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毛泽东保护创作小说《李自成》
作者：于继增
字体： 【大 中 小】
文革初期，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出面保护，才使得作家姚雪垠免遭劫难；后来又是他的一次重要批示，挽救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夭折的命运。姚雪垠感慨地说：“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
这是那个非常年代出现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反映出毛泽东挥之不去的“李自成”情结。
“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
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三，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邓县。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恋》、《崇祯皇帝传》等作品。建国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动改造。此前，他同时进行了3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一是写李秀成的《天京悲剧》，二是写《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但随之而来的批判使他感到屈辱，说他历史肮脏，品行恶劣，不学无术，专写色情文学……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搏，激荡在心中几十年的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的形象也呼之欲出，于是首先投入了长篇史诗《李自成》的创作。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秋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受到鼓舞，又对那种上纲上线的非正常化批评很不服气。自己耗费几十年心血写的小说怎么成了“歪曲农民革命”？难道“右派”就不能公正地阐释历史？他意识到，学术上所获得的赞扬也好，批评也好，并不能改变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只有“通天”或可扭转自己的处境，使小说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于是他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寄书时，他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他给毛主席寄去的那部《李自成》，主席不仅收到了，而且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认真阅读了，并对小说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武汉作家姚雪垠写了本小说，写得不错。远在武汉的姚雪垠当然对此无从知晓。
文革爆发，冲击一切，《李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造反派还给武汉市委贴大字报，“控诉”市委曾经压制过他们批判《李自成》的文章，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此时揪斗成风，姚雪垠担惊受怕，坐卧不宁。在他看来，个人遭受批斗事小，而他珍藏的大量书籍、资料、读书笔记和两万多张卡片，特别是他从1961年开始为写作《李自成》第二卷，千辛万苦从武汉图书馆搜集来的各种宝贵资料和部分手稿，如有闪失，就等于要了他的命。眼见几个熟识的作家朋友的书籍让红卫兵用大卡车拉到造纸厂销毁，更使他胆战心惊：“唉，不知哪一天，我的这些书籍和资料，也要变成纸浆和灰烬。”然而令他奇怪的是，造反派到他家来了几次，却没动手抄家，他本人也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遭受毒打……这是怎么一回事？姚雪垠如何有这等福分？原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毛泽东说，“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主席，我立即去办！”王任重听完毛主席的指示说。“不，先参加会，明天再去办。”
这天晚上，在这里的“中央文革”成员正好召开办公会议。王任重在会上把毛主席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指示作了传达。江青、“姚棍子”等人虽然主张“横扫”，但碍于毛泽东的态度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请宋立即贯彻执行，要绝对保证姚雪垠不出问题。宋侃夫当天便召集武汉市文革工作组、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的意见，并让有关部门当即采取了对姚雪垠的保护措施，要求不准抄家，不准揪斗。
这样，姚雪垠才躲过一劫。当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救他的内情。
“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的特殊关注。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经过17年的艰苦作战，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进京坐在了崇祯皇帝的龙椅上，改国号为大顺。但由于迅速腐败，失去民心，闯王李自成仅做了18天皇帝，便被明将吴三桂联合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最后不得不放弃北京，逃到湖北咸宁九宫山下被地主武装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失败了。这一事件对于同样是领导农民运动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
1944年（农历甲申年）3月19日，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天，论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深刻悲剧”。这篇文章招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的激烈抨击，而得到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中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特别是建国前夕，毛泽东更加警惕李自成式的悲剧。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又说，“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把中央直属单位警卫部队和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城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并对中央和大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强调，“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李自成，总结李自成。
而姚雪垠从1941年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动念”，并开始搜集和积累历史文献资料，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他得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后，备受鼓舞；又听说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也写了一部李自成小说《永昌演义》，书稿被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了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由此确认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1957年10月，姚雪垠顶着“右派”的帽子正式动笔，他说：“研究李自成，主要是研究这次农民革命，研究其历史的成败规律……我写《李自成》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再现，让读者认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们认识重大事件时起积极作用。”姚雪垠按照这一思路，以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朱明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为中心，既写农民起义的英雄壮举，同时又写他们的局限性和弱点，揭示这场农民革命必然走向败亡的根源。这就契合了毛泽东对李自成问题的长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