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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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提前出狱的陈独秀即在文章、讲演中，宣传全民抗日，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意恢复与中共中央合作。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等很高兴，认为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毛泽东还说，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搞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明白表示可以与陈独秀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王明知道后，在会上声色俱厉地反对，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甚至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他怕这样还吓不到政治局委员，于是，又搬出斯大林来唬人，说斯大林理论的精华，就是清算党内叛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他由此推论：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话已说到这个份上，谁还敢沾这个嫌，惹这个麻烦？王明对此洋洋得意，以至于生命走到尽头时，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歌功颂德”：“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个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后果，诚如彭德怀所说：
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性的认可。
分庭抗礼
王明来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做法，却使王明产生了错觉，怀疑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核心的领导能力，以至于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以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独断专行，分庭抗礼，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对此，早已赋闲的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
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中央并没有给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便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并在中央已经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的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蒋介石可谓老谋深算，看清了王明的国际背景。在与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蒋介石对所谈问题是满意的，并且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同商榷两党关系问题。王明还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次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会上，毛泽东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后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是，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姗姗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
他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羁无束。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前，王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竟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根本没有与中央商量、讨论，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为了补救其不完整的内容，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
王明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给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
王明自知理亏，当有同志批评他时，便立即编造理由说，因为怕国民党会议闭幕，所以才急急地“发出去”。至于延安的电文，“是在国民党临时会开会第二天才收到，来不及交国民党”。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国民党临时大会召开时间是3月29日至4月1日，他所起草的提议书是3月24日送给国民党的，中央在知道他擅自起草的提议书后，即于次日起草电文，并及时送达王明。这些都是在会议召开前发生的，怎么会在时间上有问题呢？而王明做得更出格是，非但不及时送达中央电文，反而在4月28日发表《答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将他所起草的提议见诸报刊，以作为对中共中央批评的公开回应。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就是不让见于《新华日报》。
这件事也做得太过分了，可是，王明却津津乐道，直到晚年仍然曲解《论持久战》，为拒发《论持久战》而沾沾自喜，他说：
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