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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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于是，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国内。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他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衔命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王明的勤勉，而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青睐，他也因此而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能得此职务者，唯王明而已。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引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两个水火不容的政党，为共赴国难，再次携手合作。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九九，因为，苏联在西面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大较量之势，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就会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以不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而这一切的实现，斯大林又把宝全都押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身上，就是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
而最使他寝食不安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如若那样发展下去，蒋介石肯定不高兴，后果也就不堪设想。这种局面决不能发展下去，而应得到相应的控制。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因为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独立自主”太离谱。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王稼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斯大林与王明的谈话很有意味，斯大林问刚刚从中国来的王稼祥：“红军有多少人？”
“在陕北有3万人。”王稼祥如实汇报。
“3百千。”王明急了，赶忙用俄文纠正。因为俄文中没有“万”，3万应说成30千，30万便是3百千。
斯大林并不在意，又板着脸说：“重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应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谈话这才转到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斯大林接着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斯大林的心事再明白不过了，因为，尽管王明报了花账，把红军数量报成30万，斯大林还是担心红军仅仅是“吃粮的”，用中国话说，就是“吃粮不当差”。正因为这样，当汇报到中国革命的一些战略问题时，斯大林已明显地不耐烦了，他说：“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这些似是冠冕堂皇的话，自然无懈可击，而王明则从中体味到斯大林讲话的真谛。
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回国后，王明倒是无保留地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且有自己的心得和发展，而对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则扔到爪哇国去了，公开地凌驾于党的领袖之上，对中国共产党说三道四，进行独立活动。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了几天，于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是，具体的日期及回来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安排，况且，延安也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这天，当飞机到达延安上空，地面上的人听到轰鸣声时，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在飞机低空盘旋时，人们才看清是苏军的飞机，这才料定是王明等回来了。据同去迎接王明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了欢迎词，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确实有些莫名其妙，可也反映出他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专题报告，主题是：《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他口口声声说，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的报告可谓锋芒毕露，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的态度。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的意见。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他也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声明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据张国焘回忆，会上，毛泽东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
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作者注）、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则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要求恢复合作的问题，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是纠缠陈独秀的所谓“托派汉奸”问题，实际是将冷箭射向毛泽东，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