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恩怨情仇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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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李宗仁，曾几何时，信誓旦旦，义结兄弟，可是，好景不长，便反目成仇，结生死冤家。蒋介石经历了众多的派系纷争，而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则是与之角逐时间最长、打击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是李宗仁的政治克星，而李宗仁更被其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拜把兄弟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中山舰事件尘埃初定，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地步。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乖乖地离职去了国外，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不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择日兴师北伐。这期间，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蒋介石对他也热情慷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竟主动拨给步枪1000枝、重机枪4挺、无线电收发报机2台，并由军事委员会拨款20万元。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坚持要擢升白崇禧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所有这些，确实让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官兵感动，以为蒋介石毫无畛域之见，是可以共事相处的。
一天，李宗仁来到总司令部，蒋介石客气地让座泡茶，并亲切地问：“德邻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李宗仁回答：“我是光绪十七年（1891）出世的，37岁。”“啊，我是光绪十三年出生的，大你4岁，”只见蒋介石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成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恳切地说：“我要和你换帖，结为异姓兄弟。”
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一边谦让一边说：“我是你的部下，真是不敢当啊！再说，革命不是不讲究这一套吗？”
“没事体，没事体，你可不要客气。其实，换帖子拜兄弟，和我们的革命并不冲突呀！这样，我们不更是亲如骨肉、同志加兄弟吗？”这样诚恳的态度，李宗仁还能说些什么呢？在离开总司令部时，蒋介石还一再招呼：“早点给我你的兰谱。”
回到营房，李宗仁仔细察看这张兰谱，那上面除写有生辰八字之类的文字外，最显眼的便是蒋介石写的四句誓词：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中正 妻陈洁如
隔了几天，蒋介石又向李宗仁催问：“你怎么还不给我换过帖子呀？”
其实，李宗仁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可又找不出可以推托的理由，只能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知怎样写才合乎格式，所以，一直没有交给你。”
“是这样，”蒋介石摸着下巴，给他出主意，“你就照我的样式写一份就行了。”
第二天，李宗仁依样画葫芦，写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兰谱，态度特别亲切地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了，那就是同志加兄弟，为完成国民革命，誓必同生共死。”
国民革命军一路征战，真所谓横扫千军如席卷，到1926年末，革命的力量从中国最南端的珠江之滨，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北伐革命的旗帜几乎席卷半个中国。此时，蒋介石自恃手中掌握枪杆子，军事独裁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公然违背国民党中央所作的决议，反对中央迁都武汉，执意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这便是民国史上鼓噪一时的迁都之争。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被免去中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他的军事独裁受到严重挑战，宁汉之间的分裂更是日甚一日，不可调和了。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毕竟有限，能受他节制支配的军队，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和武汉方面相比，明显地感到力量对比的悬殊。他冥思苦想着，突然间，“李宗仁”跳入他的脑海，前不久，他们刚刚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而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的反共态度和自己一样坚决，对武汉方面的种种行为，也早有不满的情绪。
当时，武汉方面也认识到李宗仁的作用，常来做说客的有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等。这些人都想说服他站到武汉方面，加入他们的反蒋战线，而李宗仁却努力为蒋介石辩护，甚至批评他们不顾北伐大局，而效仿太平天国的同室操戈。他对徐谦说：“蒋固有缺点，然而我们谁又没有缺点错误呢？这些就能打倒蒋介石吗？况且，临阵易帅，实是兵家大忌。”他质问邓演达，“工人罢工有越轨闹事的倾向”；警告唐生智，“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不及早设法排除，将来军队会不听你的指挥”；乃至批评张发奎，“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蒋、李盟兄弟的反共立场，已是昭然若揭。一些反蒋说客再也没有心情去摇唇鼓舌了。
他们终于绑在一起，在一条战船上沉浮。这是他们几十年交往中，唯一的“蜜月”期。在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上，李宗仁、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接着又联名发出所谓“护党救国”的通电，为筹划中的反共、反革命的政变制造舆论。
不仅如此，李宗仁还将“亲共色彩”的第二军逼至浦口，将所谓“附共”的第六军第十九师全部缴械。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让白崇禧实施全市戒严，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血腥地开始了。政变发生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广东、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地，再举屠刀，实行“清党”反共。在工农革命分子的血泊中，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建立，李宗仁因清党反共而功高一筹，自然成为南京政府的要角。蒋介石既另眼相待崛起的桂系，又时时感到不安和恐惧，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便披露出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心迹：
蒋与广西将领之妥协，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由于北伐之必要而构成，毕竟未能长久。
生死冤家
在“清党”、“讨汉”、“北伐”等诸多事件中，李宗仁的桂系武装日渐坐大，这其中的险恶，蒋介石不是没有警觉，而最使他寒心的是，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武汉的威胁时，李宗仁却装出很不理解的样子，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从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
武汉方面已将军事主力从河南撤回，东征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蒋介石所能支配的军队，说来虽有十几个军，可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只有一军和七军，其余的多是杂牌军，一当枪响，这些蝗虫般的兵勇，都会丢盔弃甲，不战而退。蒋介石不愧为权力场中的混家子，能屈能伸，亲自来到七军军部，再次请求李宗仁予以帮助，可是，李宗仁照样唱着高调，拒不予以援手。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自此，也就对李宗仁和桂系结怨日深，难以消解了。
恰在此时，军阀孙传芳在张作霖的配合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津浦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四十军，反攻徐州，以期扭转颓势。不料，兵败如山倒，徐州不仅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复陷敌手。
蒋介石回到南京，本想喘口气，舒张一下筋骨，再去和孙传芳算账，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军，兵分三路，呼啸而进。蒋介石真的惹了大麻烦，外要抵御军阀孙传芳，内要对付东征讨蒋军，他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是回天乏术，招架不住。他只得再三地向李宗仁求援，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份上，拉他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