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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的戏剧生涯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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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1914—1996），河北省蠡县梁家庄村人，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红旗谱系”《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已蜚声海内外，书中的主人公朱老忠作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到在党的领导下成为自觉投身革命斗争的典型，已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但鲜为人知的是，梁斌还是一位知名戏剧家，不仅是科班出身的铜锤花脸行当，而且编导过大量剧本，还多年担任剧社领导，是一位集编、导、演全才的戏剧艺术家。
山东剧院表演系的铜锤花脸
梁斌自幼就喜欢看戏，无论河北梆子、京剧、昆曲，还是河北稀有剧种丝弦、哈哈腔，他都喜欢。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没有想到要学唱戏，可是后来他不仅学了戏，而且还是正工铜锤花脸行。
1932年春天，他正就读的保定第二师范（即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二师”）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在报纸上登了“共产主义思想犯”的名单30余人，嫌疑犯50余人，其中就有他。于是第二年春天他流浪到北平，失学失业，加入了“左联”，开始了文学青年的生活。他每天跑图书馆，读书，写文章，向各报纸投稿。当时，作家路一（原河北省文化局局长）住北平直隶新馆，任北平左联总编辑，主编《熔炉》杂志。诗人远千里（河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也住在那里。是年底，他们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山东省立剧院招生的广告，是官费。他与路一、远千里一商量，感到考取这所省立山东剧院一可有饭吃，二可避难，就决定投考。但1934年暑期考试结果，只有梁斌一人考取，路一、远千里二人都落选了。
于是，1934年7月，梁斌只身来到设在济南的山东剧院。
山东剧院的前身是山东实验剧院，中间停办两年，1934年才重新开办，并易名山东剧院。梁斌在回忆录《山东剧院之行》中谈到，当年剧院有两个系：一个音乐系，一个表演系，梁斌考取的是表演系。院长是北京的名票友王泊生，训育主任叫谭伯玉。王泊生当时倡导新歌剧运动，即以京剧为主，熔外国戏和中国地方戏、歌曲、北昆为一炉，形成一种新歌剧。他认为这是可行的一条发展道路。
在剧院，梁斌比较喜欢的课是戏剧家马彦祥先生的“戏剧概论”，张鸣琦先生的“舞台装置”和“化妆”，卢鑫先生的“艺术论”，吴瑞燕先生讲的话剧，吴瑞年先生教的歌曲，还有著名昆曲教师田瑞亭先生教的昆曲《弹词》、《单刀赴会》和高腔《滑油山》……梁斌说：“两个半月学一出《弹词》，虽然很慢，但使我仔细品赏了中国戏曲的韵味。尤其是关云长《单刀赴会》，其英勇豪爽的唱功和身段，使我像喝醉了酒一样倾倒了。”
在表演系，梁斌学的是正工铜锤花脸行当。“首先学《二进宫》，再学《谭山谷》。《二进宫》是二簧的唱工戏，学皮簧戏首先学《二进宫》，学昆曲首先学《弹词》，这是打基础。”梁斌在《二进宫》中学演定国公徐延昭，铜锤花脸应工，唱念都非常繁重。如他唱的?眼二黄原板?演：“说什么学韩信命丧未央，站宫门听老夫细说比方：先皇爷怎比得汉高皇上，龙国太怎比得吕后皇娘。李良贼怎比得萧何丞相，杨大人你怎比三齐王。这宫门权当做鸿门宴上，有老夫比樊哙，怀抱铜锤保驾身旁料也无妨。”以及后边与杨波、李艳妃对唱时的原板、摇板都非常吃功，但梁斌都学得不瘟不火，恰到好处。他说，“因为没有水平高的老师，我学的是花脸并不好。有一个汪馨福先生，是北平的一个有名的脸谱专家，也是票友。他教戏也可以，但是不出色。此外还有一个前清供奉张焕庭，架子好，唱功却不出色。”至晚年梁斌还记得，在表演系，赵荣琛、郑继生、郎定一都是很出色的同窗。
院长王泊生是北平京华美专戏剧系的学生，熊佛西先生的高足，与张鸣琦同学。他喜欢学中国戏曲，所以后来退了学，在韩家谭租了一座房子，请师学戏。王泊生工王帽老生，艺事有成后下海唱戏。他的本戏是《西蜀梦》和《打金砖》。梁斌说，除以上两出戏，他还看过王泊生的京剧《逍遥津》、《珠帘寨》，昆曲《酒楼》、《贩马记》。“我一生未见过的是马姓的一个打鼓的老师，给王泊生打《珠帘寨》，一个导板打下来，满堂叫好。打鼓叫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当时，戏剧家马彦祥也在山东剧院，梁斌看过他演出的《坐宫盗令》和《乌盆记》，扮相、身段、唱工都不错。教青衣的老师关丽卿，老生教师朱桂芬，也都有特长。
在剧院学戏的同时，1935年春天，梁斌和岳路、张之相、吴弢一起在报纸上办了一个周刊专栏，叫“剧与文”，曾引起轰动。他说他们几个人能写文章，而演京剧却不太出色，于是就酝酿成立一个话剧团。王泊生闻讯后，就对他们说：“没有一个剧院为依托，你们到哪里去研究戏剧？你们不要为政治牺牲！”听了这话，梁斌感到在剧院呆不下去了，遂决定离开山东剧院回北平去。
梁斌决定离开山东剧院，并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看不惯院长王泊生拍马奉迎那一套。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反对王泊生，不只是为了他热衷于封建旧戏，他演的《西蜀梦》和《打金砖》，即使今天看来也无可厚非。但他不应该给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上书——《上中央建设中央戏剧学院意见书》，拍国民党的马屁。”
梁斌在山东剧院仅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唱念做表基础，并学到了许多戏剧理论，这为9年之后他在京剧《李自成》中成功扮演牛金星一角，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夏天，梁斌毅然离开山东剧院回北平，开始编报纸。
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剧社社长
在北京办报期间，从1936年春天梁斌开始学日语，并学习翻译，并先后在《北平新报》上发表了《现代日本文学》、《电影——作为社会的现象批评》、《电影的大众性与艺术性》等翻译文章。至是年夏天，他因病回家乡蠡县休养。
1937年秋末，梁斌因公赴豫北林县一行，1938年春天又回到蠡县。老朋友刘通庸知他是山东剧院表演系出身，便在县立高级小学给他安排了一次戏剧讲座，随后介绍他到本县新世纪剧社去工作。当时新世纪剧社是在蠡县县委领导之下的一个自由结合的艺术团体，在冀中一带很有影响。剧社设在蠡县县城西小街上的一座土坯小屋里。社长叫张春霖。梁斌到来后不久，他的老同学刘纪、齐祖耀、傅铎、张振和一伙小青年也参加了剧社。
梁斌到剧社不久，社长张春霖到抗战学院去学习，他就接任了社长之职。在这个剧社里，梁斌是唯一的中共党员，也是唯一上过戏剧学校的人，所以他的工作很繁重。他既是社长，还兼导演、教员，给大家讲“戏剧概论”，教唱腔、发音，同时讲化妆和舞台装置。由于梁斌领导有方，又是内行，所以剧社的演出水平提高很快。
1938年“五一”节，剧社首次演出了梁斌创作的独幕话剧《爸爸做错了》。此剧是根据廊坊发生的一件实事编演的，演的是在日本侵略军到来之际，当地一个绅士带领众乡绅迎接“皇军”进村，并在自己的庄院招待日军。夜间，日军要“花姑娘”，竟追赶着绅士的几个女儿满院子乱跑。全村群众闻悉后，纷纷赶来，手持棍棒，打败了日军。这出戏的演出效果极好。戏一开始，台下鸦雀无声，演到日军追赶妇女时，台下顿时齐声怒吼，“打倒”之声响成一片。此后几年中，这出戏由冀中区的各村剧团纷纷学演，总计演出了上千场，成了各村剧团的保留剧目。梁斌说，《爸爸做错了》一剧唱红，使他在新世纪剧社站稳了脚跟，剧社也因此名声更著，演职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以改善。这是他作为剧社社长很红火的时期。
至5月中旬，冀中抗联会的作家孙犁、火线剧社的作家王林来到蠡县，并到剧社访问，提出“话剧地方化”的问题，使梁斌动了心。梁斌在《在战火纷纷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在此之前，熊佛西先生在定县（今河北定州市）平教会办剧团，演出过农民戏。在定县的东不落岗村搞露天剧场，教农民演戏。话剧只在城市中演出，题材一般演城市戏，发音用京音国语。可是，在我的家乡，农民们不习惯说国语，偶尔有人从北京来，说几句北京话，人们就说他‘撇京腔’，嗤之以鼻——不待见他。”“话剧是舶来品，在表演上，用时用电影手法，农民群众看不习惯。当时，我还未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自己考虑创作和演出的‘现实主义’问题，用‘实现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剧本，把‘实现主义’的方法用于表演；深入生活，就地取材，创作一种新的表演方法，完成一种新的表演体系。”又说，“王林同志提出‘话剧地方化’的问题，为新世纪剧社帮了忙。我们以演出农民戏著称，成了农民的儿子，虽然有人说我们‘满脑袋高粱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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