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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党外朋友李鼎铭
作者：赵 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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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鼎铭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是无人不晓的一位历史人物，因为他的名字跟当时人人必读的“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个名字恐怕就有些陌生了。
一
李鼎铭，陕西米脂人，生于1881年，幼年时家境贫穷，寄居在舅父杜良奎家读书。杜良奎，前清举人，是大名鼎鼎的有“儒将”之称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的父亲，其精通史籍，擅长文墨。
少年李鼎铭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勤奋，在饱学的舅父言传身教之下，勤奋攻读经史，兼学中医，奠定了国文、史地和医学知识的坚实功底。1903年，22岁的李鼎铭赴绥德府应试，被取为廪生。廪生是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能够享受如此助学待遇的读书人是很少的，由此可见李鼎铭在当时当地算是一位出类拔萃且前程无量的青年学子。但李鼎铭并未留恋这些，为让家乡寒门子弟能有机会读书，他毅然放弃“府学”，于1904年回到家乡桃花峁村办私塾。1910年，绥德开办中学堂，特邀他前去任教。在陕北这块闭塞的土地上，李鼎铭算是一位名闻遐迩的有学问的人了。
民国以后，李鼎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曾当过两次区长，还任过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民政科长等职。从政时，他有自己坚定的操守，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绝不跟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现，他宁可辞职回乡。1913年，他在担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时，利用临水寺庙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由于政绩斐然，民众送他一块“造福桑梓”的金字匾额。后来他一边从政一边悬壶济世，用妙手回春的医术，行医救民，在米脂县城开“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又有人送他“济世神医”的匾额。1936年，他兼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时，曾惩办了几个鱼肉乡里、欺行霸市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
1917年，米脂县著名的文化人杜斌丞先生由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史地部毕业，回到家乡榆林中学任教，次年出任该校校长。独居塞上的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杜斌丞是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他聘请了思想进步、顺应历史潮流的李鼎铭和他舅父杜良奎老先生来校执教，李鼎铭任国文、史地教员。在教学中，李鼎铭根据自己历年来积累的知识，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一书。全书3万余字，史料翔实，对有关史实的叙写，条理依据非常清楚，颇具特色，是一部研究汉、唐、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传承、沿革兴衰、嬗变发展的史书。可惜，这部珍贵的史料，被长久尘封，直到1989年才得以出版问世（出版时改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
后来，李鼎铭辞去榆林中学的教职，回到米脂的山乡搞小学教育实践，在桃镇创办一所国民高等小学，自任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学童从基础抓起，从小学抓起，着重国文、算术、史地、修身等课的教学。由于李鼎铭治学严谨，教学有方，桃镇国民高等小学教学质量明显优于他乡各校，吸引了邻近佳县、绥德、横山等地不少学生来校就读，学生一度达300余人，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些领导人如高岗等，就曾在此校就读过。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当时的处境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李鼎铭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是肤浅的，对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持怀疑观望的态度，他曾说当时“政治上我原本是中间偏右的”。
李鼎铭的二儿子李力果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了革命运动。李力果经常向追求新知识的父亲讲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早先，李鼎铭认为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不对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又不愿盲从，随人云亦云“社会主义不对”，但到底怎么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他要弄个明白。后经过李力果的输导，他找了几本社会主义书籍，边读边思考、比较，终于知道社会主义乃是天公地道的主义，是真理，年轻人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甚至不惜献身，那不是胡闹而是大智大勇，便由开始不同意、不支持儿子进行革命活动，进而转为倾向社会主义。
1931年，李力果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与薄一波、杨献珍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一道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李鼎铭知道，儿子是因为救国救民的举动才被国民党投进大狱的，他给狱中的儿子寄出长信，鼓励李力果“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勉励其子坚定意志，在“困苦艰难中磨炼精神”，增长志气启发知识，支持儿子为正义的事业而英勇奋斗。从此，李鼎铭开始接近共产党，愿意为共产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曾于1934年，掩护和救治过数名身负重伤或患重疾的陕北红军游击队队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抗日爱国的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李鼎铭认为这事变与共产党有关，共产党和蒋介石有整整10年的血海深仇，一定会借此机会假张、杨之手除掉蒋介石。但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后，蒋介石却被释放了，这使李鼎铭感到十分意外，甚至迷惑不解。后来，在看了周恩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的讲话材料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共产党胸怀坦荡，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以民族大局为重，所以才能置党派恩怨于度外。他从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大公无私、高瞻远瞩。从此，李鼎铭对共产党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敬佩八路军是天下少有的军队，是抗日最坚决的军队，认为共产党做事得人心，称赞共产党领导人是有治国本领的人，国民党比之差得很远。
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长达5年之久的李力果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薄一波、杨献珍一道赴山西，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力果出任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其防区与陕北米脂隔黄河相望，他常托人带些革命理论书籍给其父李鼎铭先生。1939年，李力果赴延安中央党校受训结束后，在返晋途中回家探亲。父子二人在家谈了几天，对李鼎铭的思想根本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李力果的启发下，李鼎铭对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兴趣更为浓厚。先后阅读了《资本论》、《列宁选集》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革命理论陶冶下，李鼎铭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
1940年初，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任务，即在普选产生的参议会和政府人员的分配名额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之一，中间派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明文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民众普选中，李鼎铭以资深的开明人士身份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1年10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已为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的李鼎铭聆听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演说。毛泽东在演说中，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的作风，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的，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以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以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