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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历史决策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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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湾，面对2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持是不行的。特别是美国还横在海峡两岸之间干涉中国内政，成为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解放台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祖国统一的大计着想，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探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口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8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对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台立场，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事实，支持我们，扩大我国的影响。另外还可以见机寻求与美国直接对话或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此重任。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讨论，商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们对外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尽早就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撤兵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这一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誉。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2月初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浓厚兴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与海峡两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陆采访，毛泽东曾数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先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来谈话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专门接见了曹聚仁，并作了长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到了台湾问题，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事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意图。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复。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时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指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