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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历史决策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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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同时采取了另一个行动，请与国共两党高层均有私交的章士钊担负起两岸沟通的责任。在金门炮战硝烟未散尽时，毛泽东嘱托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信，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告诉他。章士钊欣然答应。国学功底极好的章士钊在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尤为欣赏，并亲自将“南天”改为“南云”。
1958、1960年，章士钊两次赴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信息。临行之前，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两岸暂不举行正式谈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触，如互访、通邮、通航、通商的建议。章士钊到港后，引起了海外媒体的种种猜测，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但是台湾当局对章士钊此行没有作出任何积极反映。另外，受蒋介石派遣来大陆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份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政策，开始由“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
蒋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捎话表示赞成。1965年7月，当李宗仁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岛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李宗仁。在谈话中，李宗仁对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感到忧虑。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周恩来适时地将我们对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况，通过有关渠道告知蒋介石，希望他早日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和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等中央常委一致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现在叫蒋介石过来有困难，但问题总要有个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961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台湾归还中国，“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以及中央的对台政策，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科学地概括出“一纲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来指示张治中在给陈诚的信中提出：“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总裁（按：蒋介石）与兄（按：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其意思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一纲”），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四目”是：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给（按：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不互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一纲四目”的科学概括，受到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认可。此后，当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条件时，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当局能够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甚至讲到台湾问题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对台统战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陈诚生前曾通过有关渠道告诉周恩来，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即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陈诚病逝后，在发表的遗嘱中既没有讲“反共”，也没有讲“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曾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历史的遗憾
20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泽东把和台湾当局沟通、恢复和谈的特殊任务交给了92岁高龄的章士钊。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飞抵香港启德机杨。抵港的翌日，章士钊就开始约见旧友。可惜天不假年，一个半月后，7月1日，章士钊在港病逝。章士钊病逝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为国共和谈奔走的老人。许孝炎等人表示要尽快将章士钊带来的中共和谈条件转告给台湾方面。
蒋介石得知章士钊在港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内心深处还是有触动的。一些国民党元老也受到感染。从美国回台湾不久的陈立夫即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他主张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以实现祖国统一。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尽管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行动没有及时作出回应，但是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74年元旦，越南军舰入侵我国西沙群岛。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湾“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越海战爆发后，驻守西沙的中国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同意增派海军，并特别强调：海军经过台湾海峡“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军海军军舰在东海和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这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艘导弹护卫舰在傍晚闪亮地出现在东引岛一侧，向台湾军舰发出信号，准备通过。台湾军方立即向蒋介石请示是否让中共军舰通过。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挥手应允：“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台湾海军打开探照灯，我方的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了默契。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毛泽东对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然而，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未能在生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逝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很快便把台湾问题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到台湾问题时，首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的是更为贴切的“回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决策，为1978年以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作十七大报告时说，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经过两岸人民的努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会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