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乱世求学路
作者：杨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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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走出陕西、进入一片荒凉空寂地带的时候，荒原上突然窜出一头骆驼，吼叫着发疯一般不停地奔跑，我们不知什么原因，问路边的难民；回答说，这是一头母骆驼，一般这种情况，多是它的孩子死掉了，它是因为伤心痛苦而狂叫狂奔呀。听到此，我们4个女孩子不知怎么的就流出了眼泪，国破家亡，骆驼的命运竟也如同我们人的命运一样悲惨可怜呀！
不知走了多少天，我们一个个都累得快不行了，这时遇到一辆进川的货运车。我们好说歹说，求师傅给我们带一段，师傅开始也不答应，但见我们是流亡的学生，可怜巴巴的，便答应带上我们。车上货物装得满满的，实在没有位置坐，我们只好高高地悬坐在装满货物的车厢顶上，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
搭车虽然省了我们不少力气，但同时又多了许多危险。过了广元以后，也不知是谁的原因，我们坐的这辆汽车，在一个拐弯处与对面开过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了，我们差点从车上摔下去。幸亏我们提前看到了对面汽车，早已死死抓住了车上的绳子，要不然我们几个就完蛋了。我们坐的那辆车的前灯撞了个稀烂，但还能开动。当汽车翻过秦岭大山，刚驶入平地，又听嘭地一声，汽车的中梁又断了。幸亏开到了平地上，如果再早半个小时，汽车还在下坡行驶的话，那我们连人带车肯定完了，非一头栽到山崖里不可。这也是老天保佑，算我们命大，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成都梦难圆
千辛万苦地奔波了大概两个多月，我们4人终于到达了成都华西坝。我找到姨妈，求她给我们找个学校读书。姨妈说，正好，南京护理学会也迁在华西坝，那个学会的理事长叫聂玉婵，她认识，不如就去找一找这个聂理事长。
一听姨妈这话，我们4人欢喜不已，心想幸亏我们来了，原来这里这么好找学上呀。于是我们4人与我姨妈一道就去见了聂玉婵。我们满怀极大的希望而去，谁知见了聂玉婵后，她说她们那儿的护士学校确是有个毕业班，但已经满员了，不能再插生了。我们一听都急了，便赶紧苦苦求情，说我们大老远跑来，如何如何的艰辛不易，求聂理事长一定要想办法帮帮我们。最后聂理事长把我和我姨妈拉到一边说，这么多人，实在不好插斑，要插她可以考虑把我一个人插到学校去。我一听，当即回绝说：那不行，我们一起来的，而且还是我把她们带出来的，我绝不能把她们扔下不管，要插都插，我的3个同学若不能插，那我也不插。最后聂玉婵说，那实在对不起，连插我一个都不易，4个更不好办。结果，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求学，就这样失败了。接下来可咋办？
辗转到重庆
我们只好先在成都住下来，当时我们住在东城根街，每天四下出去求人找学校，但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们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知道下一步将何去何从。当时，大家对自己的前途简直失望到了极点。一天，正在我们愁眉不展的时候，同行的一个同学（记不清是谁了）突然想起来说，她好像有一个姑丈在重庆中央医院里工作，不如到那里去找找看。我们像是在无边的大海里突然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4人一致同意，而且当即动身往重庆赶去。
到了重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位同学的姑丈，求他让我们4人在借读。但是这位同学的姑丈却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不仅不答应，还说现在战乱时期，国难当头，女孩子家的，还有心思读书？不如趁早回去算了，免得家里父母担心。弄得我们一个个失望至极。
就在我们再次陷于绝境之时，新的转机又出现了。在重庆流浪了好多天，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学校就读，但有一天在街上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外国人，大家都叫她项小姐。项小姐是一个洋教师，曾在襄阳同济医院教过书，在襄阳时我们都认识她，没想到项小姐现在也到了重庆。
当项小姐弄明白了我们4人的求学心思后，当即答应愿帮忙为我们介绍一所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也是教会上办的一个学校，但不在重庆，而在四川阆中，离重庆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学校的名称叫阆中仁济医院护士学校。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要有学上，距离算得了什么呢？再远我们也要去呀！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临行前，项小姐为我们写了一封推荐信，还为我们一人请了一个滑杆给我们坐，我们千恩万谢，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离开了重庆，向阆中奔去。
借读在阆中
走了20多天，我们还算顺利地来到了阆中，找到了阆中仁济医院护士学校，也找到了这个学校的校长李绍秀。我们把项小姐的推荐信给她看，李绍秀校长看了介绍信，很是同情，但她为难地说，你们是毕业班学生，可我们这里是个新办的学校，没有毕业班，没法插班就读呀！这一说，把我们4人的心一下子又说凉了——这可怎么是好呀？
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几个月来，我们已经个个都折腾得身心交瘁，如果这里再不能收留，那实在没法再支撑下去了。3个同学是我带出来的，我得为她们负责，最后我大胆向李绍秀校长提出来，我们大老远来了，也无路可走了，能不能为我们4个人在学校成立一个借读班？我们可以一边在这里借读，一边为医院做事。李校长说：还从没有过这种先例，不过，可以商量商量再给你们个回话。
我们焦急地等了一天，最后校方开了个会，终于决定，收留我们在阆中医院护士学校借读。为我们4个流亡学生专门成立了一个借读班。这样我们一边在校读书，一边在医院妇产科上班做事，总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在阆中的那段日子，总起来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与大家熟悉之后，同事们对我们都很好，大家都有一种同病相怜和患难与共的感觉，特别是校长李绍秀，对我们更是关怀有加，像个长辈一样。1944年12月15日，我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要手术。按规定，手术须要家长签字才可以，可我背井离乡，哪有家长在身边？当时李校长便义不容辞地走出来，以家长的名义，为我签字手术，至今想到这些，我仍对李校长感激不尽。在我们的心里，她就是我们的长辈，家长，母亲，恩人。可如今我已经没法报答她了。
到第二年的8月，有一天，我们正在医院上班，突然听到外面噼噼啪啪响起了鞭炮声，同时伴随着人们激动的欢呼声。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出来，一问，说是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哗的一下，我们的眼泪就下来了，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我们流着热泪迅速加入到了欢腾的人群里，4个同学控制不住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那真是一个叫人终生难忘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
战后急返乡
不久，我们就准备动身回湖北襄阳，不仅是因为思乡心切，主要是听说胜利之后，襄阳的同济护士学校又复校了。我们要赶回襄阳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临行前，阆中护校的同事们与我们依依惜别，考虑到我们缺少路费，大家纷纷解囊，你一块我两块地凑钱给我们，让我们四个同学很是感动。可以说，在外漂流这几年，如果不是处处遇着好人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很难想象我们还能不能安全地回到家乡。
含泪告别阆中护校的师生们，我们从阆中坐上一条大船，顺嘉陵江而下。船离开阆中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这条船上很乱，且船上的人大都是一些男人，有些看上去还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我们几个女孩子明显处于弱势，于是无形中都警觉了起来，心理上更有了几分的害怕；尤其到了晚上，我们更加担心，不敢放心地睡觉，只好轮流值班似的，你睡一会儿，我睡一会儿，这样警惕地过夜。
但是过了两天，我们逐渐发现，这只船上的不少男人，特别是那些摇橹的船工，每到午后，一个个都抱着肩膀发起抖来。我们以职业的敏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得了打摆子，也就是医学上说的疟疾。我们发现，虽然他们患有病，但几天来都一直抗着，得不到医治。我想，正好我们从阆中离开时，身上备的有一些常用西药，这不正是医治他们的一个好时机吗？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可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变被动为主动，还能争取他们给我们以保护。岂不是两全其美？
就这样，我们拿出随身带的金鸡纳药片，定时发给他们服用。两天后，他们果然不再发烧颤抖了，他们的疟疾被治好了！从此我们与那些患者以及船上其他的人都逐渐和谐了起来，包括船老板也对我们表示出十分的友好态度，一路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欺负我们了，晚上可以放心地睡安稳觉了。
一天晚上，船到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口处的河川，船老板连同船上其他的人，为了表示对我们4人的感谢，一致表示要请我们上岸看电影。我们推辞不掉，便接受了他们的好意。我记得，那晚我们看的电影的名字叫《夜半歌声》。
终圆学业梦
从阆中到重庆，行船一共走了18天，到重庆后遇上逃难回家的人很多，我们挤不上船，便改乘汽车回武汉，从武汉回到襄阳。
当我们回到离别了3年之久的襄阳同济医院护士学校的时候，已是1945年的年底，我们那一届的学生早已离校毕业了。我们问校方，那我们怎么办，学校说，要学完全部学业，只有跟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读，到时候参加学校统一考试，合格后才能毕业。我那3个同学一听，一下子泄气了，她们表示已经不想再读了，便放弃了留校续读。而我又坚持留校续读，最终读完了全部课程，参加了湖北襄阳同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第17届毕业班的统一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毕业。这一年是1947年。
我这个学业完成得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责任编辑 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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