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乱世求学路
作者：杨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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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人公杨荣恩，1921年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一个贫民家庭，抗战时期为了求学报国，流亡辗转6年，演绎了一连串不平凡的感人故事。本文根据杨荣恩本人口述，张香玉整理而成。
朦胧求知欲
1921年，我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我虽是个女孩子，却天生胆大贪玩儿，小时候对读书并没有多大兴趣，由于父亲是个孤儿，自小被教会收养长大，与教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从小也被父亲送进了老河口教会主办的培德女子学校读书。到我十几岁的时候，思想仍然不很开窍，虽然读了一些书，学了一些知识，但仍不知道读书为什么，也不懂得读书救国的道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的许多大中学生因为反对韩复榘的不抵抗政策而纷纷被赶了出来，其中有一批学生流亡到了我们老河口，那时，这批学生就住在我所在的培德女子学校。她们来到老河口后，仍在不停地宣传抗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韩复榘”等口号。记得有一个叫徐德贞的流亡学生，见我比较大胆，思想也比较解放，就多次劝我与她们一起去抗日救国。她说：我今年18岁，我永远都是18岁。她这话的意思，一是说她爱国的心永远年轻，有朝气；二是说为了抗日救国，她宁愿去死，永远是18岁。流亡学生在老河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又向四川流亡，临走时徐德贞劝我与她们一起去，但我当时没有答应。后来她们到四川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过来，仍然劝我参加抗日运动。我那时十六七岁，虽然对革命对抗日还没有多少认识，但徐德贞她们身上的一腔热血，却似乎朦朦胧胧地唤醒了我某种求知的欲望。我思量，徐德贞她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大，却那么有学问，懂得那么多道理，而我却什么也不懂，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没有知识，我将来凭什么本事去抗日救国呢？从此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了。
赶考襄阳城
大概是1937年秋天，我父亲在老河口张集老家不幸患上了伤寒病，终日躺在家里不能动，而我母亲恰恰在那期间又坐月子，行动也不方便。母亲生了个小弟弟，不幸这个小弟弟生下没几天，就得破伤风夭亡了。父亲那时正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嚷着要我那个小弟弟，闹得不行，老家里的人便把一个枕头塞给父亲，说：抱着吧，这就是你的小儿子。父亲便紧紧抱着枕头哄起来，也不再嚷叫了。我看着父亲那痛苦的样子，心里难过到了极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想我要是个医生多好呀，那我就可以马上给父亲治好病，也不会让母亲刚生下的小弟弟死去了。从那时起，我突然有了想学医的渴望。
后来，我们家把父亲送到老河口福民医院（当时老河口最大的医院，主要是西医，就是现在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治疗，才把父亲的病治好。但从此在我心里埋下了学医的思想种子，我暗想，我将来一定要做个医生，要治好所有病人的病，不要让一个病人死去。
读完老河口培德女子学校，我又辗转到湖北郧阳等地读了一年多时间，但一直没有学到自己喜爱的专业。到1941年，听说湖北同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在襄阳（如今的襄樊市）招考医护学生，我兴奋异常，赶紧回去跟我父亲说，我要去考这个学校。父亲当时虽然嘴上答应，但又告诉我说，家里并没有太多的钱供我去读书。我便央求父亲到老河口求熟人筹借。父亲见我决心很大，就带我到老河口福民医院，找到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医生康润田，求康医生给了一些资助，总算勉强凑了些路费。
到襄阳赴考的前一天，康医生又帮我找了一条木船，请人送我去襄阳。那时老河口的水路很发达，无论载人或载货，沿着汉江走水路要比走陆路方便得多。木船划行起来是很慢的，送我的船只摇摇晃晃地紧赶慢赶，在水上走了一天，也没有到达襄阳；当晚只好停下来上岸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赶到。等我赶到学校时，人家上午一门功课已经考完了。怎么办呢？
当时襄阳同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校长叫蔡培华，我也顾不了许多了，马上就找到蔡校长，说明缘由，并提出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蔡校长想了想，答应了，当天中午就安排我进行了补考，从下午开始再接着考其他学科。
成绩出来后，我终于被录取了，但按照学校的规定，录取后的前3个月，只能算作预科生，还不能算正式学生，预科期满测试合格后，人家才要你，你才能算正式学生，要是3个月下来测试不合格，人家还是不要你。
这3个月预科，主要不是上课，而是在襄阳同济医院病房里干杂事，洗尿盆、给医生跑腿等等什么都干。记得3个月期满时，有一天一个医生突然要我去拿一瓶打点滴的盐水钾，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正式学习药物知识，我当时还不知道盐水钾是什么东西，但凭直觉，我猜测可能是打点滴用的药物。我便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找，最后在一个重危病房找到这种药。我把那个写有盐水钾的吊瓶提过去，那个医生看后高兴地笑了，夸我聪明，长心眼。后来才知道，那次就是预科生转正式生的一次测试。我合格了。
学业中途散
转眼到了1944年，我的学业完成了大半，眼看着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日寇大举入侵，湖北的战事更加吃紧，襄阳的许多机关团体纷纷外迁或临时解散，我们学校也不得不宣布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天到晚人心惶惶，魂不守舍，对前途一片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所幸的是，学校为了证明学生们半途而废的学业，为我们每一个学生开出了一份学业证明信，让愿意继续求学的学生自行到后方找别的学校去续读。这样，大家各奔前程，很多人卷起铺盖回家，放弃了学业，有的流亡到后方找工作去了。我当时一心只想着还要学习，便随了一部分学生流亡到陕西安康，希望在那里能找到新的学校就读，可是到了安康之后，那里一天到晚也是乱糟糟的，根本没法读书，我想老这样混下去咋行呢？一定要找到一所新的学校读书才对呀！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姨妈
我姨妈叫邰桂玲，早年毕业于上海仁济医院（属教会办的医院）护士学校，后来还在老河口福民医院做过护士长，抗战爆发后又辗转到了四川成都华西坝一个医疗机构供职。听说当时南京的协和医院、山东的齐鲁医院等几个大型的医疗机构都迁移集中在成都华西坝，而且这些机构基本都下设有医护学校，如果到那里去，找姨妈帮忙，我想应该能够找到一所安静的学校读书的。
可是我一个人是没法成行的。要成行最好就是找同学结伴而行，我便动员我的一些同学，劝说她们与我一起到四川。我说我姨妈在那里如何如何，去后一定可以有学校读书的，最后总算说动了3个同学，她们在作了认真思考后，答应与我一同前往四川读书。于是说走就走，我们都来不及给家里说一声，就急切地踏上了一条千里求学之路。
流亡到四川
这3个同学的名字，分别叫金名光、杜守芳、徐良能。我们4个女孩子，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安康出发，逆汉水而上，翻越秦岭，磕磕绊绊地向四川流亡。
一路上，让人伤心气愤的是，向陕西、四川等大后方转移的，除了我们这些流亡的学生以及一些难民外，竟然还有穿着军装的中央军。他们大搬家一样挑着坛坛罐罐等家什，也急匆匆地向后方逃窜。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我们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指着他们骂道：日本正在打我们，你们作为军人不去打日本鬼子，却挑着自家的东西朝后方逃，国家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你们还算军人吗？谁知这些穿军装的挑夫听了我们的骂声，也很委屈，一脸苦相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呀，这些都是当官的东西，我们哪里是军人呀，是他们抓我们来给他们挑东西的，还叫我们穿上这身衣裳，我们不挑他们就打，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听到这些，我们越发的气愤伤心，原来那些军官，是在用这种零打零敲的方式向后方转移自己的家财呀！国难当头，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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