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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的早期接触
作者：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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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外交开先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落脚陕北。此前，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同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1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共中央据此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认为日本侵华“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决定与时俱进，放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危险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歪曲宣传和封锁，中共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政府官员直接交往。因此，其对美外交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
中共领导人第一个接触的美国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在苏区访问了92天，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林彪等人。1937年10月，记载斯诺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出版，斯诺的著作第一次向美国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很快成为“斯诺迷”。在以后的数年里，罗斯福多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
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访问了中共控制区，与朱德总司令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并很快在美国出版了反映中国华北地区抗日形势、赞颂八路军业绩的著作《中国在还击》。
另一名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8年1月上旬到山西洪洞县马牧八路军总部采访了10天，并在1月下旬到武汉采访了中共驻武汉首席代表周恩来。1938年3月斯特朗回美国作旅行演讲，把她在中国，尤其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介绍给美国人民。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尉是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军人。卡尔逊早先在中国服役多年，后来回美国任罗斯福总统佐治亚州住宅警卫部队的二把手。当卡尔逊1937年春要求再次到中国服役并得到批准后，罗斯福专门告诉他说：“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不时地写信给我，直接寄住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告诉我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可以说，卡尔逊一定程度上就是罗斯福本人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
1937底至1938年2月，卡尔逊先后到山西洪洞县境内的八路军总部、河北阜平的晋察冀边区政府进行了考察访问。1938年5月初至8月初，卡尔逊再次访问中共控制区域，他从西安到延安，后又访问了晋西北、冀中、冀南、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此期间，卡尔逊广泛接触了中共各级领导人并与毛泽东作过两次长谈。1938年3月和8月，周恩来在武汉两次会见卡尔逊。卡尔逊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嘱咐经常给白宫写信，他告诉罗斯福，中国共产党人既是社会革命家，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援助中共将有助于战胜日本，并能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卡尔逊于1938年12月底返回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并撰文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
总之，1936年到1938年问，通过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卡尔逊这些实地访问者。中共领导人向美国人民进行了成功的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共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调整对美政策
1938年8月22日，周恩来主管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美国给中国的抗战“以更大的物质援助”。1938年11月24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呼吁英美应当尽最大努力来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民主国家应当在听任、纵容日本侵略与制裁日本之间作出断然抉择。1939年1月，《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赞扬美国对日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强调中国必须“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亲密中美两国人民的团结”，并希望美国“彻底修改中立法，给中国抗战以更大的援助”。
但是，1938年9月底出台的《慕尼黑协定》表明英、法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再加上1938年10月中国的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日本在正面战场上对国民党的进攻减少，各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活动随之增加，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率部从1939年5月起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进攻延安。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在1939年6月提醒全党“反对投降危险”，指出新的东方慕尼黑的可能成了“当前最大的危险”。毛泽东认为，虽然英、美、法与侵略国家有深刻矛盾，但它们的现时政策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中共中央7月29日指示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1939年8月23日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大规模闪击波兰；9月3日，英国和法国同时对德国宣战。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紧急指示，重新解释大战的性质和共产国际的策略。这场新的大战被解释为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取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中央认同了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在1939年9月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抨击英、美、法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指出中国抗日的外援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有可能。也只能是部分的和暂时的。绝不可过于依赖。
在1939年12月20日延安各界隆重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大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指出，只有苏联人民和斯大林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把我们当兄弟看待：只有苏联废除了在中国的特权；只有苏联在抗日战争以来，用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毛泽东看来，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包括英、美、法，则是“口蜜腹剑”的朋友。
但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国际形势随之大变，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1940年1月《日美商约》废止后，美国拒绝日本另订新约的要求。鉴